红绿灯下

迟子建

①在城市，当你走到十字街头时，往往会与红绿灯相遇。

②说来好笑，我最初来到城市时，最怕的就是过街。在西安和北京求学期间，只要是有天桥和地下通道，我绝不走十字街。我对红绿灯不信任，它们闪来闪去的，像是两只鬼眼，变幻太快，常常是绿灯一亮，我起步走，却遭逢侧向驶来的一串汽车，它们占据了半边路，阻断你。等它们过去后，你再前行，绿灯的心房就颤动了，红灯随之亮起，你被隔在马路中央，身前身后是川流不息的车辆，有被钢铁夹击的感觉。此时我总会联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那个被卡在机器中的工人，觉得自己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可怜虫。

③我喜欢回到故乡，其中的一个缘由是，在乡间路上，我不会为红绿灯左右。能够阻断我脚步的，有时是一群黄昏中归家的羊，有时是几只正午时通过堤坝，要下河戏耍的鸭子。

④据说在交通事故中，死于红绿灯下的行人占了很大比例。闯红灯，是肇事的元凶。有时是汽车闯红灯殃及行人，有时是行人闯红灯自蹈黄泉，这样的行人无疑就是举着阎王爷掷来的招魂牌在过街。不管责任在哪一方，倒霉的总归是人。所以家长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在过十字街时，如临虎口，总要拉起孩子的手。在幼儿教育中，学会通过红绿灯下的街口，也成了必修课。走到红绿灯下，人的心就会紧张起来，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稍有不慎，就会酿下惨祸。在我眼中，十字街就像匍匐在大地的十字架，它主宰着人的生死。

⑤我在哈尔滨生活以后，习惯了走红绿灯。前些年，每当过十字街时，看见绿灯闪烁了，我会一路飞奔，分秒必争，抢在红灯敲响警钟时到达街对面。由于年轻，体力充沛，我与绿灯的赛跑很少有输的时候。当街口的行人集体闯红灯时，我也尾随其后，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汽车像一支支飞来的箭，刷刷地在我们身旁呼啸而过，可是大家对它们毫无惧色，我也心底泰然。

⑥二○○二年初春，爱人离开哈尔滨时，带我去花店买花。我们到了海城街的鲜花批发市场，我选了一束红色康乃馨，几枝黄玫瑰。当我把玫瑰拿在手中的时候，爱人说，别老买黄色的，换点鲜艳的颜色吧。于是，我挑了两枝娇艳的粉色玫瑰。他捧着康乃馨，我拿着玫瑰，散步回家。经由红军街桥下的十字路口时，恰好赶上绿灯眨眼了，我说等下一个绿灯再过吧。爱人说，你跟着我，能抢过去的！他个子高，步伐大，很快就跑到街对面了。我呢，一见红灯亮了，腿立刻就软了，向回撤。这样，我站在街这头，他站在对面，我们中间，是一台连着一台的疾驰的车辆。车辆就像汪洋大海，把我们分开了。三天后，爱人在回故乡的山间的公路上出了车祸。故乡的路没有红绿灯，可是他为了早点回到工作的地方，急于赶路，还是出了事故。他的心中，看来一直亮着一盏颤动的绿灯啊。他是一个疯狂的旅人，只知道一刻不停地向前赶，赶，赶。这种“赶”，这种热情的“奔命”，使我们一个在此岸，一个在彼岸，永隔着万水千山。他像流星，以为自己生命的光华还很漫长，却不知道当他飞速掠过天际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永恒的寂静。

⑦爱人离去后，我身边没了陪伴的人，可是路还是要走下去的。我曾在十字街头为他焚烧纸钱，都说那是灵魂聚集的地方。再经过那样的路口时，我感觉有无数的灵魂在幽幽地歌唱。远远地看到绿灯要变幻了，我便会放慢脚步，在路边静心等待；人们蜂拥着闯红灯时，我也会原地不动，气定神凝地候着。红绿灯下那些步履匆匆、神色慌张的路人，在我眼里是那么的可怜可笑。

⑧我想，人生是可以慢半拍，再慢半拍的。生命的钟表，不能一味地往前拨，要习惯自己是生活的迟到者。人是弱的，累了，就要休息；高兴了，就要开怀大笑。郁闷的时候，何苦要掩饰自己，对着青山绿水呼喊吧。我们可以与友人畅饮，一醉方休；也可以对那些邪恶的人当面示以唾弃。我们可以在月夜下多几分缠绵，也可以在旅途中因着美好的风景而多几日的停留。随遇而安，随缘而行。随风而舞，随雨而歌！

⑨是的，我们要给自己多亮几盏红灯，让生命有所停顿，有所沉吟。这样的红灯，就是我们生命中不息的火焰！只有这样，弱的生命才会变成强的生命，暗淡的生命才会变成有光华的生命！当生命的时针有张有弛、疾徐有致地行走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才会随着日升月落，发出流水一样清脆的足音。

既守成，又创新，在守成中创新，通过创新达到守成，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它主要表现为导重传统、重视常道、崇尚守成等方面。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尊重传统的观念和行为，集中表现为道统念的深厚绵长，早在先秦时期，道统观念就已形成。孟子曾经叙述了由尧舜禹汤到文式周公再到孔子的“道”的历程，并以道统继承人自居。汉代董仲舒以奉天法古为旗帜，构建了阳儒阴法、阳徳阴刑的新的统治之遒，尊孔子为“素王”，力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提高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其基本理路和手法是托古改制、托古创新。唐代韩愈以“虽灭死万万无恨”的决心，护卫“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则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道统论的体现，至于有的统治者利用传统为自己服务，以至败坏传统，妨碍社会健康发展，就好比现代武器与歹徒的关系。歹徒利用现代武器作恶，固然需要严惩，但现代武器本身是无辜的。

与尊重传统的观念相一致，重视常道也是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之一。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以个体小农为主，人们甘于安分守己，不希望社会有剧烈变动，因此，祈求稳定、重视常道，便成为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成分。对于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孔子一贯主张因革、损益，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在坚持常道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孔子的治国方案是“礼”为了复兴周礼，孔子甚至企图参加公山弗扰反对季氏的叛乱，并且说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董仲舒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并宣称道是万世无弊的。常道永恒、神圣，不可怀疑、政变:但作为常道的补充，权变、损益是可以的。我们从董仲舒所建立的汉代新信学体系中三纲五常的基本道德原则来看，其基本思想原则磅实是在守成中创新，以创新促进守成，巩固守成。

尊重传统必然崇尚守成，中国文化历来看重守成，尊重前人的创造成果，不简单否定前人的成就，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质上是一种尊重前人思想、继承前人成就的守成思路，孔子曾经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言必称尧舜”，这些都是守成思想的明证，以注释为基本方式和外在特征的中国古代经学，也是典型的守成思想的体现，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尽管他们之问对于经典的理解有着严重的分歧，但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看，都是在保守、认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学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综上而言，尊重传统、重视常道、李尚守成，都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的体现，这种在守成中创新的进化意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用渐进的、温和的、尊重前人的方式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充分尊重历史，强调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和世代延续。

（摘编自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心理效应和刺猬有关，被称为刺猬效应。刺猬效应是指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的现象。人们在社交中如何保持合适的距离的确是一门艺术。“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恰到好处是其中的真谛。

在亲密关系中，很多人认为配偶和情侣之间如胶似漆、亲子之间形影不离、朋友之间亲密无间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实际并非总是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距离上存在倒U型关系，适当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会使人舒服自在，过远或过近的距离会使人压抑、厌恶和疏离。适宜的距离是夫妻双方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夫妻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个体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既能保持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发展，整个家庭系统也能从中获益。家庭系统是由父母亚系统、夫妻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和同胞亚系统组成的。各个亚系统之间的交互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功能结构。夫妻亚系统伴随家庭的形成而出现，双方相处需要亲密但不能形成桎梏。

随着第一个孩子出生，父母亚系统和亲子亚系统就出现了。良好的父母亚系统应该形成界限，孩子既可以跨过界限接近父母，但又不能干扰夫妻亚系统的功能。有些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孩子的父亲，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不利于父亲参与孩子的教育。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会出现同胞亚系统，孩子们之间在互动中学会支持、合作、保护、竞争、反击以及协调。

在家庭系统中，亲子关系是很多父母关注的问题。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都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在这段时间年幼的孩子会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父母可以利用这一时期和孩子一起养成好习惯。父母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学习生活技能，一旦孩子学会后，父母就应该放手，给孩子留出发展空间，而不是继续替他们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在10岁之前孩子已经建立了好习惯，这些习惯在10岁之后会引导和约束孩子。

除上述亲密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上下级、朋友，甚至陌生人需要相处。

在职场中，领导者要做好工作，需要与被管理者保持“亲密有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远不近、恰当的合作关系，领导者既要有亲和力，也要与被管理者保持心理距离，做到“疏者密之，密者疏之”。

美学上有句名言：距离产生美。人与人之间如果想和谐相处，也需要保持一定的人际空间距离。相互交往时空间距离的远近，是交往双方之间是否亲近、是否喜欢、是否友好的重要标志。人们在交往时，选择正确的距离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从“刺猬的拥抱”看人际距离》

神奇的基因疗法：人类健康长寿的希望

随着人类遗传学的发展，研究人员认识到，人类最基本的遗传单位是染色体上的基因，基因是“制造”和“操纵”人类机体的蓝图，它指挥着细胞合成人类生命的基础——蛋白质。但是，当基因发生变化时，其编码的蛋白质不能履行自己正常的功能，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疾病。

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寻找到了多种纠正缺陷基因的方法，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将正常的基因插入基因组非特定的位置以取代有缺陷(也称为失效或致病)的基因。在这种方法中，研究人员通常会利用被称作传病媒介的载体将正常或治疗基因递送到病人的目标细胞中。目前，最常见的传痛媒介是已被人为改变携带了人体正常DNA的病毒。病毒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式将白已的基因递送到人体细胞中，致使人体发病。研究人员试图除去病毒基因组中导致人体患病的基因，并加入治疗基因，然后利用病毒递送基因的特殊能力医治人类疾病。

当病毒性传病媒介在抵达目标细胞(如肝或肺细胞)后，它便将携带的治疗人类基因的遗传物质“卸下”留在目标细胞中。在治疗基因给出的遗传指令下，细胞开始产生具有相应功能的蛋白质，从而恢复目标细胞的正常功能。通常，用于基因疗法传病媒介的病毒类型包括：逆转录病毒、腺病毒、腺相关病毒(AAV)和疱疹单式病毒。不同的病毒在人体中攻击的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它们在作为传病媒介时，携带的治疗基因和目标细胞也不尽相同。

当然，除利用传病媒介递送治疗基因治疗疾病的方法外，还有其他几种非病毒递送基因的方法供研究人员选择。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向目标细胞“注入”治疗性DNA，然而这种方法应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它只适用于少数人体组织，却需要大量的DNA。现在，研究人员在实验将一条人造染色体或者称第47条染色体注入目标细胞中，这条人造染色体将与人体细胞中的23对(46条)染色体并存，不影响它们的工作或引起它们发生突变，同时也不会受人体免疫系统攻击。研究人员希望能将人造染色体作为一个大的传病媒介，携带大量的遗传密码。这种方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将如此之大的分子递送到目标细胞的核内十分困难。

尽管基因疗法从理论上讲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美国首例基因疗法临床试验开始于1990年，至今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1999年，18岁的杰斯·格尔辛格接受试验性基因疗法治疗鸟氨酸转羧酶缺乏症时，在治疗的第4天由于多器官停止工作而去世。据认为，用作传病媒介的腺痛毒引起人体免疫系统强烈反应是导致杰斯死亡的原因。

研究人员发现，有不少因素影响了基因疗法治疗遗传疾病的效果，其中包括基因疗法自然生命短、人体免疫系统反应强烈、病毒传病媒介存在的问题和多基因疾病。具体来说，治疗性DNA不易“融入”基因组以及许多细胞的快速分裂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基因疗法无法取得长久的治疗效果，病人不得不多次接受治疗；人体免疫系统对“入侵者”的强烈反应影响了基因疗法的有效性，同时免疫系统产生的免疫反应导致病人重复接受基因疗法的难度加大；病毒传病媒介会给病人带来潜在的危害，如毒性、免疫及炎症反应。此外，人们担心传病媒介在进入人体后也许会重新恢复致病的活力；对单基因变异引起的疾病来说，基因疗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实际上，人体许多疾病是由多基因变异引起的，因此单基因疗法难以奏效。

(选自《科技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