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2014年，政府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政策性利好”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业蓬勃发展。2017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340多万辆，而在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占比就超过了50%。

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了车企利用政策漏洞骗补的个案。另外，中国新能源汽车存在“大而不强”的现象。微型纯电动汽车凭着价格低廉、可直接上牌照、能获得政府补贴等优势，占据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销量的65%(2017年数据)，但这些车型排量小、技术含量低。在动力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和整车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与国际一流品牌仍存在不小差距。

（摘编自林芝罘《解析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失 补贴政策有待完善》）

材料二：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央财政负担不断递增，2016年补贴清算资金就高达58.59亿元。

2016年12月，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发布通知，从补贴门槛、补贴方式、补贴金额、骗补惩罚等四个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明确要求2017年的国家补贴在2016年的基础上降低20%。

2017年12月，四部委发布公告，规定自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继续免征车辆购置税。这一政策虽作用于消费环节，但最终受益者还是新能源汽车企业。当然，消费者的“用脚投票”也会倒逼新能源汽车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提供更好产品。

2018年2月，四部委发布通知，大幅减少补贴金额，并对新能源汽车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电动汽车中，只有续航里程长、动力电池能量密度高的车型才能得到更优厚的补贴；而以知豆D2、北汽新能源EC系列等为代表的微型纯电动汽车，在补贴减半甚至失去补贴的情况下，将逐步失去价格竞争优势。微型纯电动汽车制造商为获取补贴，必须进行技术改造。

（摘编自谢光耀《四部委新政下狠手 新能源客车财政补贴大降》）

材料三：

（资料于2013～2018年我国纯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分析）

材料四：

有关部门表示，政府将在2020年底全面退出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为保证政策衔接，《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2018年4月1日起施行，以建立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市场化补贴机制。该办法对所有车企提出燃料消耗量积分(即油耗积分)与新能源汽车积分两项考核指标。达标获正积分，未达标获负积分。油耗正积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都能在关联企业间转让；油耗正积分还能结转至下一年底使用，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不能结转。所有负积分都必须在当年内用正积分来抵偿。油耗负积分可用油耗正积分或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抵偿，而新能源汽车负积分只能向关联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来抵偿。

该办法还规定，新能源汽车在油耗积分计算中，可直接以2～5倍的数量参与计算。可以说，新能源汽车能够在油耗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中得到双重优惠。因此，生产新能源汽车几乎成了未来乘用车企业油耗积分达标的最佳选择。那些在新能源汽车布局上明显滞后的传统车企，未来势必要额外增加不菲的“买分”成本。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解读》）

截至2017年末，国内“GDP万亿俱乐部”成员已扩大至14座城市。此外，还有5座城市被列入“观察者”名单，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GDP有望在两年内突破万亿元。

从“GDP万亿俱乐部”及准万亿城市所属的省份看，19座城市中，广东省有三城上榜，即GDP破两万亿的广州、深圳以及准万亿城市佛山。浙江省有杭州、宁波入围。江苏省进入榜单的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在东北地区，辽宁省的大连、沈阳有望在两年内实现GDP万亿突破。

从所属区域看， GDP万亿以上及准万亿城市，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主，在中东部地区，GDP突破万亿的城市，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无锡、青岛、长沙等二线城市，其经济总量也在近两年先后突破万亿元。这不仅表明了这些城市有着超强的经济活力，也说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正在由“一城独大”局面逐步向“多点多极”整体强大的方向发展。西部地区成都和重庆GDP突破万亿的时间较早，这表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的18年内，成都和重庆两地已经率先“富裕起来”，但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活跃度仍有待加强。

（摘编自《GDP万亿城市竞争力报告：9座城市新星崛起（表）》）

回顾过去5年，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发展转型阵痛和城市治理难题，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团结奋斗中，长沙各项事业再攀新高。地区生产总值由5000亿元跨越至9000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上升至第六位；形成了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六大千亿产业集群；深化改革440多项，行政审批提速50%；1753万平方米违建消失殆尽，2042公顷“绿色”拔地而起；成为全省首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标市。

易炼红说，未来长沙将立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着力打造“三个中心”。即：国家智能制造中心，抢抓“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的机遇，推动长沙制造业率先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升级；国家创新创意中心，推进文化跨界融合，让长沙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新、运营、交易、体验中心；国家交通物流中心，推动交通物流一体化、集装化、网络化、社会化、智能化发展。到2021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4000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2000亿元。

（摘编自《访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跳起来摘桃子”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苏州到上海的直线距离只有80多公里，高铁车程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与一线城市上海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让苏州享受到了很多的“外溢作用”。但与此同时，却也让苏州很难摆脱“大上海”的阴影。事实上，很多企业都选择将总部设在上海，而把厂房设在苏州。这样这些企业虽然在苏州产生了大量的产值，但它们至多只能算是企业“身体”运作的结果，而企业的“大脑”依然在上海。体现在产业结构上也是如此。杭州和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50% ，苏州为47.2%，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其知名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承载的也是第二产业。

由于周边的上海、无锡等地都有了机场，所以机场的缺失并不会对苏州的对外交通构成太多的实际障碍。但是，缺席航班目的地列表却着实让苏州坐失了对外宣传的机会。在品牌营销的时代，宣传需要的是无孔不入，苏州在全国交通版图上的劣势，也让其丧失了很多宣传机会。这种情况之下，即使苏州能有更高的GDP，其在经济上的话语权也很难提升。

（摘编自《GDP达1.7万亿，苏州为何有一线城市实力，却无一线城市影响力？》）

琴  童

李抗生

成绩终于出来了，各科成绩几乎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得了100分，只有一门不及格：音乐。

她花5600元买了两张入场券，她把两个月的工资，就这样送给了钢琴家。听说，钢琴家的手指都很细长，但“百闻不如一见”，她一定要亲眼看到。显然，坐得离钢琴家越近，就看得越清楚，座位共分5个档次，最便宜的是180元，她咬一下牙，买了最贵的一档。

钢琴家弹琴的时候，他的手指长短展示得不是很清楚，当全场演毕，钢琴家鞠躬致谢时，他的双手笔直下垂，她举起特意买来的望远镜，终于看清楚了，十指中无论哪一指都又细又长又直，当然，她还看到了献给钢琴家的大捧鲜花；她还听到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她还看到了钢琴家背后的收入，据说，这次出场费是数十万。

尽管，钢琴家弹的不少曲子她听不懂，听不懂的听多了，她的脑袋有点痛，坐在她身边的女儿更是呵欠连天，但这无关紧要。

她已见证了钢琴家确有细长的手指，现在，她要求证逆定理是否成立：有细长手指的儿童更容易成为钢琴家？女儿就有十个令人羡慕的手指，又细又长又直，跟钢琴家的一样。她正在上小学。

本市有好多家琴行，琴行里都有授课老师，她找了一家最有名气的——莫扎特琴行，里面有最权威的老师。她请老师看看她女儿的手指，老师发出了一声赞叹：“哇——如此修长的手指，在同龄人中，我还从未见过，如果家长不让她学钢琴，那简直是种罪过。”

她问怎么收费？老师说，每个课时45分钟，280元，每周双休日上课。45分钟——280元？是否有点……但“名师出高徒”，她咬一下牙：“每周我订1个课时。”

女儿在练习室弹琴，家长只允许在室外旁听。她已听了好多次，总是弹那个不成乐曲的曲子，她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说，她在反复练“琶音”，因为练得少，还未过关。又反问道，你女儿在家练吗？她吞吞吐吐地回答，我家没有钢琴。老师说，这就对了，要不，在我这里增加课时；要不，干脆在我们琴行里买一台钢琴，课后，在家里多练。因为她是我的学生，价格可以优惠些。

回到家中，她和丈夫计算了一下，每周增加1个课时，一年下来，也要增加开支一二万，还不如买一台钢琴算了，按照老师的推荐，她买了一台德国斯坦伯格牌钢琴，要好几万，她咬一下牙，从准备买房的首付款中挖出来，新房就此打水漂。

她家的房间又少又小，钢琴放在最大的一间里，剩下的空间，只放得下一张床，女儿和姥姥就合睡在一起，现在上床睡觉，只能侧着身子，像螃蟹一样地从钢琴旁横行过去。

女儿一有时间，她就叫女儿练琴，琴键上方架着乐谱。

姥姥问：“岚岚啊，这么多豆芽爬楼梯是什么呀？”岚岚说：“是五线谱。”

在家里，岚岚也翻来覆去地弹一个不成乐曲的曲子。

姥姥问：“岚岚，你弹的是什么呀？”岚岚说：“是琶音。”

姥姥就悄悄地对她说，天天听岚岚弹“爬音”，脑袋有点痛。她告诫道，这千万不能跟岚岚说啊！地弹“爬音”的时候，你悄悄地用棉花塞死耳朵。其实，她和丈夫早就这样做了。

有天半夜里，姥姥起来，过走道时，不小心被钢琴绊了一跤，睡梦中的岚岚哼了一声，吓得姥姥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憋了好一阵子气，不敢出声，后来她知道了这件事，她叮嘱姥姥，你被钢琴绊一跤的事，千万别让岚岚知道啊！

姥姥说：“你放心，这个道理，我懂。”

数年后，本市举办少儿钢琴演奏大奖赛，奖金很高，参赛费也很高。乐曲自定，乐谱带不带也自定，她嘱咐女儿，一定要带，这样弹琴时保险一点，她选坐在最靠前，也就是最靠近选手的观众席上。轮到女儿上场了，她紧张得不得了，中途，她发现女儿翻乐谱翻慢了，她竟情不自禁地冲了上去，想帮她翻，但这既违规，也无济于事，因为，女儿的琴声还是出现了不应有的停顿。

女儿参赛后不久，又进入小学毕业考试，她又有了新的期待，她要看看女儿的各科成绩，尤其是某一科的成绩究竟如何。

成绩终于出来了，各科成绩几乎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打了个100分，只有一门不及格：音乐。

（摘自《金山》2016年第8期，有修改）

地震预报纳入法律 群测群防停止 不可测论成思路

“如果获得中国地震局哪怕有限的支持，玉树地震完全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来。”4月27日上午，在 北京“全国灾害预测方法研讨会”上，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的一席话得到了与会50多位专家几乎一致的认可。

此次地震局遭遇质疑始于4月14日。

和汶川地震一样，震前地震局没有给出任何预警。地震发生后，青海地震局预报部门成立应急预案，对地震的下一步趋势进行研判和会商，正在会商期间，7．1级强震发生。

随着地震伤亡人数的扩大，网民们对地震局的质疑开始升级。从其基本的职能步步深入到其财政预算的使用。

这不是地震局第一次遭遇质疑。两年前的汶川地震后，网友在伤痛、震惊之余不无疑惑，质疑、指责地震局的声音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认为是地震局玩忽职守，忽视了震前预兆，甚至怀疑地震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有意不发出预报。

曾经的地震局被寄予过厚望，周总理曾亲切嘱托：“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1953年11月，新中国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

 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提出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群测群防的地震方针。这一方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地震预防的主导思想。

 1970年，周恩来委托李四光担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组长。

 1971年8月，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98年，国家地震局更名为中国地震局。

据介绍，地震局曾经准确预报过20多次地震，尤其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地震局的工作思路和我国地震预报制度，逐渐发生了改变。

 1997年，《防震减灾法》发布，其中明确规定，地震预报信息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群测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2006年7月，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发表文章称，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攻克难关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陈一文认为，“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地震不可测论调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导思想。”

“地震是可测的。1975年海城地震，测出来了，也报出来了；唐山地震时汪成民创造的‘青龙奇迹’，联合国授的奖，能否认吗？还有汶川地震前，耿庆国也提前报给了地震局；汶川地震，钱复业对时间、震级都做了准确的预报，只是定不了地点，但也汇报给地震局了。”中国科学院工程质量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李世辉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显得很激动。

“地震局彻底西化，这地震不可测的深层次问题。”地震预测专家任振球这样认为。

地震局预测专家汪成民也认为，我国的地震预测成绩是辉煌的，曾经是高于世界水平的，现在反过来，要跟国外学，这很不正常。

据陈一文介绍，地震局体系内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无论出现多大的地震灾害，死了多少人，跟地震局都没有关系，因为地震不可预测。”

陈一文进而透露，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与“地震预报”直接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地震预测”研究项目、经费支持、现有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维护、更新与支持，全部被认为是以后某世纪应当给予认真考虑的，而不是当代应当给予认真考虑的工作。“而且在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搞地震预测的人，等于被边缘化了。”

地震预警汇报流程也被一些网友认为并不科学。据介绍，地震局系统现在的预测流程是，由设在全国各地的地震监测台站，将监测的数据统一报到省一级地震局，省一级地震局研究后，根据情况，确定不同级别，然后送国家地震局，在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会商后，再送到地震预报预测中心，地震预报预测中心组织会商后，然后上报中央。

一位网友说，等中央开完会，地震都震完了。

面对网友和老专家的质疑，面对记者的提问，中国地震局选择了沉默。

（文章：2010年5月6日搜狐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