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西子湾畔访余光中
喻大翔
①余光中这辈子善结“海缘”。
②《高楼对海》里有很多海，西子湾的海，高楼上的海，从窗口和露台望去的海。诗集“取名《高楼对海》，是纪念这些作品都是在对海的楼窗下写的，波光在望，潮声在耳，所以灵思不绝。”（《高楼对海·后记》）③不管多远，我一定要去看看那窗，看看那楼，看看那海。
④2013年七月中上旬，我喜欢的夏天到了。学校暑假，我随同济大学裴钢校长一行访问台湾的几所大学。公务告一段落，启程往香港前，获准有两天空闲，可以自行活动。十日一大早，我毫不犹豫地挎起背包，到台北捷运站买票、登车，到海的另一端——高雄去拜访余光中先生。
⑤火车停靠左营，立等片刻，余先生就出现在眼前。车过一条长路，车过一些窄路，车到海边，再上山。上山时，中大的保安略略弯腰，对他笑了笑，车子就风一样的飙起，那流畅与自由绝不是一般八十五岁老人能够想象的。
⑥余教授的办公室在文学院大楼四楼，编号“534”，下面是余光中三字的印刷体。刚好这时来了一个女学生，她帮余老师和我拍了一张合影。门的正中是一张菱形的浅底色的抽象画，看过去，画的左下斜边是梵高的自画像，怀疑的眼神和愤怒的黄胡子；余先生就站在他旁边，浅笑着侧耳倾听梵高的声音。画的左上斜边是红底洒金的一个“福”字，有些像毛笔，又有些像炭笔，现在看来，很像是余先生亲笔书写的。
⑦进屋放下背包，余先生第一个召唤就是去看海！不是步行至沙滩，也不是坐船远行，而是到楼西头的露台上眺海。他办公室的一排窗口朝西南，那里是一座山和一座土红色的楼房，只在远处的右前方，有一线斜斜的绸蓝。我记得，从他门口到西边的露台，中间只隔着一间办公室。步上露台，世界大开！海水一望无际，船影艘艘而点点；近海栈桥纵横，浮标漂浪；更近处和左侧，当然是海堤、山坡和住宅，是一部大蓝大绿大红的音色交响曲。
⑧余先生指着远方轻轻地说：海峡的对面就是大陆，我已经眺望快三十年了！ 然后沉默， 再然后，还是沉默。因为这一泓海水，因为六十多年日日夜夜的风波，它将诗人的情思拉得又深又细又长。
⑨在诗翁的办公室谈了不少话题：比如永春余光中文学馆的建设，他拿出了一张设计图给我看；比如大陆一些选本的删存与得失；他还谈到了关于他的评论和传记作品……
⑩余先生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很多书刊，有一册香港的《明报月刊》好像刚刚合上。沙发旁的一张小几上放着一沓学生的英文作业，余先生在整理物件的当儿，我翻了好几页，每一页都有先生勾画的笔迹与文字。最后一页原作英文只有三行，其他都是先生的手迹。在他的允许下，我拍下了这一页，以作意外的纪念。在给学生“90”分的嘉赏之下，先生花了15行对论文作了评价。此外，先生还引申到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谈雪莱创作《古舟子咏》的直觉天赋，让学生触类旁通。
⑪离开余先生办公室之前，他签赠了三本新著给我。
⑫在海边安静而优雅的大学饭店用了午餐，又在椰叶搭起的凉棚下拍了照片，穿过几幢 教学楼长长的走廊，我们进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下一个活动，就是参访设在该馆的“余光中特藏室”。
⑬这间特藏室面积不大，可是，却是中山大学和他的共同心血，它以余先生亲自设计并 以收藏他从香港返台后的全部作品、图片、画像、手稿、书法、影像等为特色。由导览员开了个头、介绍了各种展览形式，并播放了他吟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位女指挥家指挥合唱的《乡愁四韵》……，其间，他特别拿起人民日报出版社《余光中对话集——凡我在处，就是中国》说：里面有郭虹的一篇，超过一万字，是她把问题写好寄给我，我书面回应的，比较可靠。
⑭那时大约下午三点多了，余先生这时也有些疲惫，说我们该返回办公室拿东西，然后 到他家里晚餐歇息了。
⑮再进办公室，余先生斜躺在沙发上，拿一小瓶眼药水滴眼睛。片刻，余先生谈兴再起， 与我谈起了乡土文学的论争；谈这些年在华人社会的来去对他创作的影响；还有就是心理上的误解、困惑与忧闷……
⑯在当天最后一班高铁上，我一边啃面包，一边电影似地回忆起从早上开始的经过……
（原刊于2018年1月9日《文汇报 笔会》，有删改）
【小题1】本文叙述采访余光中的经历，为什么先从“海”写起？【小题2】赏析第⑧段划线句的表达效果。
【小题3】第⑬段中对“余光中特藏室”的介绍有何用意？
【小题4】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赏析最后一段。
答案(点此获取答案解析）
“崇洋媚外”这个词，近些年在中国有些火，那些对西方文明热情拥抱的国人，很自然地被归入这个词条之下。殊不知，早在18、19世纪，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中国文明充满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其中不乏有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两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等等，无一不受到思想启蒙家们的盛赞。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据说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而在霍尔巴哈、波维尔等人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思想家（而不是普通老外）笔下这些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尤其是那些据说是“爱国分子”的国人，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至于像拜伦这类疯子式的天才诗人，将中国虚化为一个理想物也就更不足为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启蒙思想家们是由于脑袋发热，而看不到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种种缺陷。比如同时代的卢梭就认为，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而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以至于在孟德斯鸠看来，不免有些悲观地不确信“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
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观，当然是不完整的，也更是功利的——启蒙思想家笔下的中国，不过是他们按照“既定需要”主动剪裁了的文明片段。欧洲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急需一种外力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思想中“有教无类”的不分贵贱的平等观念、中国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等等。于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而不会改头换面全盘中国化。西方人历来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于“以华为师”的。据说当年腓特烈大帝在伏尔泰思想的蛊惑下，曾试着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只可惜这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被吃了个闭门羹。腓特烈大帝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中，恼羞成怒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后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面对这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吗？是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于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而且还要警惕这样一种盲目乐观心态：看着发烫的“中国热”，便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这当然不是否认莫言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及“影视”的传播。因此， 如官方所说的“莫言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说是翻译（传播）的胜利， 至少说是两者的胜利。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乏善可陈，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话语权，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老是仰西方人之鼻息，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盲目搞出一套标准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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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是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