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庙会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形式，反映民众心理和***载了北京附近庙会情况。他们指出：“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坛，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市之日，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谒乎庙者一。”这是说，到庙会上看热闹、游玩观光的人占60％，买卖东西的人占30％，而真正谒庙烧香磕头的人只占10％，说明这时庙会是在佛寺道观内或其附近形成集宗教、商贸、游艺于一体的民间聚会。

此类庙会又称多内涵型庙会，庙会上有宗教、娱神、游乐等活动。但也有把神像抬出庙外巡行，谓之迎神赛会。这是没有集市的庙会。如妙峰山庙会就是没有集市的庙会，还有的地方并无庙而也称庙会，如清代厂甸和天桥，这些也统称为庙会。

总之，中国庙会是从古代严肃的宗庙祭祀和社祭及民间的信仰中孕育诞生。汉、唐、宋时期，加入佛、道教的宗教信仰和娱乐形式，尤其经过明清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突出商贸功能，从而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取材于中国网·中国庙会）

材料二

北京的庙会相传起源于辽代（公元907--1125），称为“上巳春游”。元、明两代，定都北京，庙会进一步兴起，到了清代更为发达。

民国以后，北京商业有某种程度的畸形发展，许多新式商场应运而生，如东安市场、新罗天劝业场等相继创建。那里有古色古香的东西，又有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而古老庙会上则大部分还是那些传统的东西。所以庙会生意逐渐衰微，甚至有些庙会停办。但是庙会长期以来就是城乡物资交流的主要形式；庙会上所售的货物，尤其是土特产，便宜实惠，符合当时一般平民的消费水平。庙会上的一些戏曲、杂技完全出于民间艺人的创作，其地方风土情味及生活气息浓厚，仍为大多数平民喜闻乐见，符合当时一般群众的欣赏水平。同时，庙会也为一些贫民（劳动人民）提供了谋生的场地。故此庙会还不能完全为新式的商场所取代。作为节年时令庙会来讲，还有一个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问题，远非当时社会条件能改变的，所以一些主要庙会仍沿袭旧制，照常举办，直至解放初期。

北京庙会大体分为三类：

每月定期轮流开放的庙会。这些庙会有的后期香火已绝，逐渐演变成纯商业性、娱乐性的集市。在这种庙会上做生意的（包括戏曲、杂技艺人）有少数是固定的，如隆福寺的书局、花市的绢花局，都是坐商，就开设在庙里或庙门外的街上。在庙会期间，自然生意兴隆，平日可照常营业，不必移动。还有非固定性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赶庙”的，在几大庙会上来回跑，这都是庙里的大货摊。会期，在庙里前后院、旁门、正殿等处搭大布棚摆摊营业，卖绸缎布匹的，卖衣服鞋帽的，卖木器家具的，卖各种风味小吃的……他们都在固定的地点设摊，摆摊的地方都是向庙里租来的，按月交钱。这些货摊、吃食摊以及戏曲、杂技等摊子，都是一年到头按日子赶到各庙会上去做生意。还有一些是肩挑小贩，有的有固定地点，有的没有固定地点，在庙的前后门随意营业。

在传统节年或结合佛道两教祭祀活动循例开放的临时庙会。这种庙会的特点是以宗教活动为主的，在此做生意的摊贩，所售物品均系香烛、贡品以及有关吉祥物。所演戏曲多是“野台子戏”，通常是梨园届“献神”的；各种民间花会也是来朝圣进香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所售商品，日用百货、儿童玩具逐渐多起来，民间艺人到此演出为了营利的逐渐多起来，但仍然不是纯商业性、娱乐性的庙会。

行业庙会。过去各行各业均有祭祀祖师的定例，每年一次，一般都是结合本行业祖师诞辰之日，举行善会，同行业人员都来拈香致祭，届时，请来香会，表演民间杂戏，谓之献神。例如五月初五安定门外极乐林（瓦木行）和三月二十九日丰台花神庙（花农），都有盛大的善会。

（取材于常人春著《老北京的风俗》）

材料三

中国的传统岁时节日与商业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庙会就是旧时在寺庙里或附近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里举行的集市。中国的传统岁节促进了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社会的商品生产又促使传统节日的内容更丰富，规模更大，从而促使传统节日的稳定发展。传统年节和商业贸易相辅相成，其相互容纳、相互渗透的作用推动传统节日和商贸的共同繁荣。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不很发达。但人们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商品交换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而在节日期间，商品交换尤为突出。即使平时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到节日时也往往用自己的一些生产物作为商品来交换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投放节日市场的商品量较之平时有较大的增加，节日期间需要进行交换的群众又很普遍。因此，节日期间往往是购销两旺，商品成交额远远高于平时。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来说，民间的岁节活动无疑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民间节日期间流行的生产物品来看，时令产品是其主体——为消灾祈福提供了必要的祭祀用品。端午节的艾蒿和菖蒲，这两种具有药用价值的节日物品，是旧时瑞午节不可缺少的东西。茱萸对重阳节也具有重要意义，佩茱萸成为重阳节祈福消灾和亲人间相互祝福的重要手段。同时，一定的时令产品为节日食品提供了原料，而节日食品又往往成为特定节日的重要标志。对于一般人来讲，节日食品是对日常膳食的一种调剂。节日来到时，人们利用时鲜产品精心加工，其制作和进食过程，何尝不是欢度节日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另一方面，或由于不能自给自足，或出于交换其他生活用品的需要，人们在节日期间都要到集市去交换这些时令商品、节日食品，以及节日中的日常用品，从而进一步促进节日兴盛。

从相关的历史记载看，我国历史上的商品交换大都是通过庙会、集市、赶圩等社群集会来进行的。中国的传统岁节，不仅为社群成员提供了聚会的场所和时间，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由于传统节日都是一年一循环，日期也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节日期间的商品贸易具有稳定性和周期性，有些节日的内容可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相关的商贸活动也就保持着特殊的稳定性，尽管商品的花色、品种总是不断变化的。每当节日过去后，那些与节日相关的商贸活动也随之中止。

材料一

大量汽油、柴油消耗造成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之一。目前我国汽车主要以汽油、柴油为燃料，随着汽车产销量及保有量的迅速增长，燃油汽车带来的能源紧张问题也更加突出。而我国又是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的国家，2016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突破64%。而新能源汽车，能量主要是电力。现阶段我国主要依靠火力发电，以消耗煤炭为主。目前我国煤炭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三，煤炭供需总体平衡。

传统燃油汽车在运行过程中直接排放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等有害气体，造成大范围分散污染。而纯电动汽车本质上是一种零排放汽车，一般无直接排放污染物，间接污染物主要产生于非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过程中，可以采取集中治理的方法加以控制。另外，随着火电比重减少、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核能发电比重增加，电力生产对大气造成的废气污染将逐渐减少。同时，电动汽车比同类燃油车辆噪声也低至少5分贝，大规模推广电动汽车将大幅度降低城市噪音污染。

（摘编自《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五年发展趋势预测》）

材料二

全球知名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近日发布《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首次在电动汽车发展指数排名中取得全球第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两旺。上半年累计产销量分别为21.2万辆和19.5万辆，同比增长19.7%和14.4%。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全球汽车产业的生态正在重塑，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年已经成为我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的机遇。”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宏祥说。在这条机遇之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要到达“引领”，还有相当距离。我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即电池、电控、电机方面还与先进水准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面临动力电池寿命短、续驶里程短、环境造应性差等技术性问题。北汽集团新能源汽车管理部部长詹文章等人认为，无论是什么汽车，最关健的是核心系统、部件，现在国内新能源汽车从感知、计算、控制的核心设备到关键零部件都存在依赖进口的问题。此外，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智能”领城还有较大差距，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空间都比较大，智慧道路、智慧红绿灯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在车辆上的应用还有明显不足。

（摘编自《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逆袭之路”的看点》，新华网2017年7月23日）

材料三

近日，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四部委发布“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根据新政，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在2020年完全取消。

有行业人士称，补贴政策淡出之时，就是国外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之日。第一电动网的肖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国外老牌车企都有新能源汽车规划，可能会在2020年中国财政补贴取消后，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外资企业蓄势待发”，这是她通过对能源汽车领域的长期研究做出的判断。

“其实，通过短期补贴提升中国汽车竞争力，只是一个‘弯道超车’战略。”肖莹说，对于本土企业来讲，能否在补贴取消后获得长足发展，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摘编自《全球领先优势正在形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4日）

重教养、重德育、重家教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家训文化最早产生于周代，之后陆续出现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代表著作。家训文化在团结族人、凝聚家庭氛围、形成良好家族风气等方面作用十分突出。古人一方面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向贤德之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将家风形成文字，使之能够代代相承。

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风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当下，发掘家训文化的时代内涵、传承优秀家训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立德、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兼及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风重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传统家训一般流传于家族内部，是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家族的全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家训代表着祖先对后人、族长对族人、长辈对幼辈在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重要教诲和训示。全族成员都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家训，维护良好家风。

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更要加之以强制性的惩罚，以训诫没有遵循家规之人，从而维护家训的尊严。

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身体力行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风熏陶深深融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影响颇为深远。家训文化展现了道德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内在一致性，弘扬家风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价值追求。良好家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丰富滋养，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传承优秀家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进步则社会进步。要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的需要，就要更注重家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施教导民、上下和合的良好局面。

（王西维《家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冯唐

（1）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这与远大的理想之类毫无关系。我从小爱较真，比如，老师鼓舞我们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会一直问：“怎么定义‘中华’？怎么定义‘崛起’？读什么书？中华崛起和我读你说的那些书有什么关系？”还没等我问完，老师就不搭理我了……

（2）我从小喜欢读书完全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可干。我生于1971年，我们是最后一代需要主动“杀时间”的人：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厅、旱冰场。我又对体育运动没任何兴趣，上街打架时基本是被打。只剩读书，于是我就读书。尽管那时候可读的书种类不多，但是已经能看到李白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已经能看到《诗经》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3）我那时候的学校有图书馆吗？我不记得了，很可能没有。北京的街面上似乎有图书馆，每个图书馆里最热闹的是报刊栏，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报刊栏前看当天的报纸。有一次我试图进入一个图书馆，当值人员被我吓了一跳，以为我是来偷东西的坏孩子。我问：“能借书吗？”她说：“不能。”我又问：“能进书库随便看看吗？”她说：“不能。”我再问：“为什么？”她说：“你借书，怎么能保证你一定会还？你进书库，怎么能保证你会爱护书、不偷书呢？”我接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她说：“就是看着像你这样的人的。”

（4）第一次体会到图书馆的美好是在北大。早点去图书馆，如果运气好，能有个靠窗的座位。窗外有很多很高大的白杨树，有很绿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些弹着吉他唱歌的男女，每个人的眼睛似乎都是全世界最忧郁的。七八页书看过，人一阵恍惚，掉进书里，周围的人消失，周围的墙消失，周围的窗户全部打开，周围的一切变软，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成空气，混沌在四周，不知今夕何夕。时间变得很短，一个恍惚，就饿得不得不去吃饭了；一个恍惚，日落月升，图书馆要锁门了；一个恍惚，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草忽然变黄了。

（5）16年前，我去美国读书；16年后，我去美国休长假。中间这十几年，事冗时仄，只有两项运动：开会、应酬。读书都在厕上、枕上、车上、飞机上，把包里的Kindle阅读器勉强算作图书馆。长假中，不设手机叫醒，在风铃声中自然醒来，忽然想到，可以再捡起多年前的爱好，再去泡泡图书馆。

（6）开车去距离住处最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无须证件，无须存包，无人盘问，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入图书馆。我在角落坐下，中庭泻下来的阳光很猛，松树很老，草很嫩。一切很静，走路、掏钥匙、挪挪屁股，都会发出大得吓人的声音。坐下，吸口气，满鼻子纸张和油墨的味道。

（7）看书看到被尿意憋醒，去上洗手间，我沿着宽大的楼梯往上走、往上看，明晃晃的阳光，一架架的纸书，每本纸书仿佛是一个骨灰盒，每个骨灰盒里都有一个不死、不同、不吵的灵魂，进进出出、自由自在、无始无终。一切都是一副人间天堂的样子。

（8）我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