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审美观念的相通性体现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之中。诗歌与书法紧密相关，使二者在审美取向上具有更多的相通性。

诗歌以可感的、具体的、生动的形象表达诗人那无形的思想情感。塑造鲜明的形象是诗歌的第一要素。书法是诉诸视觉的平面造型艺术，它以笔墨在纸上塑造的形象来表达丰富的内涵。首先是结字，结字指的是字形的结构形态，它的基本要求是字的重心平稳、短长合度、疏密匀称。但“结字无定法”，每个书法家都有自己的追求和习惯，所以又有结字要奇而稳的讲究，即在遵守大家公认的结字规范的前提下，自出新意，如此才能形成书法结构形态的千变万化。其次是字的布局，布局指书法作品的整体形态，包括字的大小、字距的疏密、行距的排列，以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呼应连贯等。一位书法家不仅要注意到每个字的结构，还应注意到它在全篇中如何贯穿与联系，如何形成疏密、斜正的正比和呼应，大小、长短的参差与错落，从而使作品更富有美感，也充分显示书法家的艺术个性。线条是组成汉字形态的最基本的要素，是书写者以毛笔蘸墨汁在宣纸上书写而成的。书写者的技巧和笔、墨选择的不同，使得线条具有粗细长短、正侧断连、方圆转折、藏露收放的不同。这是最见书法家功力之处，粗重的线条要浑厚而不臃肿，纤细的线条要坚韧而不柔弱，圆转的线条要流畅而不浮滑。只有经过常年练习，才能写出流畅自然、挺拔圆润的线条。结字、布局、线条的变化构成了书法的形象性，使书法成为有生命、有空间立体意味的艺术品。

节奏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散行文字的最重要的标志。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节奏感可以带给诗歌音乐般的美感，也可以更好地表现诗人的情感与诗歌的意境。如诗人表现平和细腻的感情时，宜用较舒缓的节奏；表现奔放激昂的感情时，宜用较急促的节奏；表现大起大落的感情时，宜用急缓相间、转换跳荡的节奏。所以唐代的近体诗不仅要押韵，还要讲究平仄格律，就是为了加强诗歌抑扬亢坠的节奏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里说：“中国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我们也可以说，节奏之于书法，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是评价书法作品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它的节奏表现在书法家书写过程中因用笔的轻重缓急而形成的结构线条、结字、行气、布局的变化。线条或流畅，或凝重；结字或四平八稳，或起伏跌宕；行气或一气贯注，或笔断意连；布局或停匀得当，或计白当黑，从而赋予书法作品千变万化的外在形象。不仅如此，书法的节奏更赋予它丰富深厚的内涵，古人有“书如其人”之说，指的是书法作品不仅反映出一个人的书法水平，还反映出书写者的性情、学养、审美追求。

（选自詹福瑞《诗与书法》，有删改）

爷爷和他的牛

王全喜

那年秋天，生产队粮食丰收，上缴的公粮多，有了钱，队长就让爷爷和他到上百里外的赵陵铺赶集买牲口。队长想买一匹马，可钱不够。爷爷说：“买不起马，就买一头牛吧。”可看得上眼的牛要价也挺高，钱还是不够。他们在集上转来转去，见有人卖一头病牛，那是头牸牛，个头高大，身无杂毛，通体金黄，看牙口还是幼牛，就是骨瘦如柴，脊背高高隆起，肋骨清晰可见。长长的毛发里夹杂着草节和粪末，脏兮兮的。肚皮上长着碗口大的疱，一副病态，一阵风似能把它吹倒。

卖牛的要价很低，只有100元。队长却担心：“大叔，这牛咱不能要，要养不活，图贱买病牛，没法和社员们交代哩！”拉了爷爷的手要走。

“哞——哞——”病牛两眼湿汪汪的，冲着爷爷叫了起来，爷爷动了心，说：“要真养好了，这可是头好牛哩！”卖牛的就说：“大叔好眼力，这牛要没病，要值上千元哩。”见队长拉着爷爷依然要走，卖牛的又说：“甭走，甭走，这牛算白给你们了，看着给个钱就牵走！”话说到这份儿上，队长也无话可说了，花了80块钱，把牛牵了回去。

队里添了新牲口，社员们都来观看，见买回个不能干活的病牛，有的抱怨说：“咋买个病牛哩，不中看不中用。”有的说话更难听：“这牛要是死了，不能一个人喝凉水全队里人都跟着肚里疼，谁买的牛算谁的。”

队里的饲养员也说话了：“队长，要是养这病牛，俺怕以后牛死了担嫌，这饲养员俺就不干了。”

队长犯了难，他把爷爷叫到一边，说：“大叔，咋办哩？要不咱再去赶个集，把牛卖了吧？”

爷爷说：“赶集怕没人要哩，把牛交给我吧，养好了算队里的，养死了算俺的。”

队长说：“就听大叔的，这牛咱不去卖了，你当队里的饲养员，不过，牛养好了是队里的，养死了还是队里的。”

爷爷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搬了铺盖住进牲口棚。他日夜照看那头病牛，请兽医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眼看着牛一天天弱下去无力地卧在地下，爷爷心疼得饭也吃不下。无奈之下，爷爷把剪刀在炉火上烧红冷却后，拿剪刀剜掉了牛肚上的脓包，用自己酿的高粱烧酒把脓血冲洗干净，再用一种俗称“马泡蛋”的草药面撒在创口上。爷爷每天用高粱烧酒冲洗牛的创口一次，再撒“马泡蛋”药面，熬了小米汤给牛喝。二十多天过去后，牛竟然神奇地好了。

这头瘦得要散了架的病牛，在爷爷的精心饲养下，几个月的时间竟变了模样，臀部圆润，毛发金黄发亮，头上的两个弯弯的犄角还略带几分威严。

爷爷给牛起名叫大黄。

大黄个大体肥，塞进车辕子里，满满的，没啥空隙，显得非常拥挤。它独自拉着满满的一大车草圈粪走在田间大道上，比别的生产队两头牛拉的大粪车还轻松走得快。更让社员们惊喜的是在充满希望的初春时节，大黄竟然发情怀上了牛仔。

九月怀胎期满，大黄顺利分娩，产下一头牸牛，淡黄色，虎头虎脑的，特别讨人喜爱。爷爷给它取了个名：小黄。

一天凌晨，爷爷给大黄添草料，大黄突然用舌头舔了舔爷爷的手，接着仰头发出“哞——哞——”的叫声，又要挣脱经绳往牛棚外去，爷爷不知大黄咋回事，就把大黄和小黄牵出了牛棚拴在了大槐树上，把草料倒在簸箩里喂大黄吃，大黄依然不吃草料，仰头冲着牲口棚发出“哞——哞——”的叫声。爷爷这才感到异常，从牛棚的柱子上摘下保险灯，提着保险灯走到队部前的大槐树下，敲响了生产队集合人的大钟。

凌晨钟声，惊心动魄，人们从睡梦中爬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来到大槐树下询问究竟。

队长说：“大叔，有嘛事哩？”

爷爷说：“不知道，大黄它们都不想待在牛棚里了，俺恐怕要出啥事哩。”

牲口叫，鸡鸣狗咬，人声嘈杂，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惊动起来了。

忽然，大地剧烈地摇晃起来，队里的牛棚和村里的一些土坯旧屋坍塌了。所幸，全村无一人伤亡，生产队的牲口也毫发无损。

这年村里选了两个劳动模范出席县里的劳模表彰大会，一个是爷爷，一个竟然是大黄，爷爷和大黄披着大红花，站在县城大礼堂舞台上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选自《小小说月刊·下半月》2019年6期，有删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有时也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诗里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所传达的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就诗的停顿而言，一般来说，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来说，一个词牌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说，不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但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有删改）

灯如红豆

侯志明

①纪昀有言：“灯如红豆最相思。”

②夏日炎炎的夜晚，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后走向阳台，看城市迷人的夜光。那夜光是由无数盏灯组成的。望着望着，有时会掉下眼泪来。

③是的，不止一次。因为我总会想到童年、少年时陪伴我的那盏小煤油灯。

④我们家姐妹五人，在那个困难年代出生的人，都品尝过生活的艰难。别的不说，就是一家人偶尔做件新衣和平时的缝缝补补，对母亲来讲就是一项繁重的劳作。春节前的母亲是最忙碌的。一进腊月就要夜夜坐在小油灯前，赶做新衣或者浆洗旧衣。白天辛苦一天，晚上还要干活到下半夜。

⑤有一天，我睡醒一觉，发现母亲还在灯前纳鞋底做新鞋，腿上盖着被子，身上披着棉衣。一手拿着鞋底，一手交替拿锥子和针线。先用锥子扎，再用针穿线，再在膝盖上使劲地勒紧。我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她浑身一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攥住右手的食指，斜倚在了窗台上。过了五六分钟吧，她又坐了起来，拿起没做完的活儿。我想过去搂住她看看扎伤的手，想劝她去睡觉，但我一张口，说出的却是“妈，我要尿尿”。妈没有抬头，只是说“灯亮着呢，去吧”。尿完尿，我回转身，站在那儿，盯着母亲，希望她看我一眼，等来的却是“冷，快去睡，感冒了过不好年”。她仍没有抬头。“那你怎么还不睡？”“快完了，一会儿睡。”在母亲的心里，赶制孩子过年的新衣新鞋，这些活儿不但是定了量的，而且也是限了时的。

⑥年年如此。

⑦后来，我们家又有了另一盏油灯。那是一盏玻璃底座，玻璃肚子，带了玻璃灯罩的油灯。它不但比我家原有的那盏灯好看，而且也明亮。更主要的是它有个调整亮度的开关。这是父亲做了生产队会计，村里给买的。自从有了这盏灯，我们总希望父亲天天计工分，天天整理账，天天点亮这盏灯。那样不但整个家里会明亮很多，而且我们可以蹭亮光看书写作业。

⑧有一年的年底，父亲又点亮那盏灯，开始给人们算账，我又蹭光写起作业，写完我就去睡了。但我睡醒一觉，发现父亲仍然在翻本子打算盘。“爹，咋了？”“没咋。”他没有看我。“没咋，那咋不睡？”我又问。这时他转过脸，看着我说：“有两毛钱，对不上账。”“多了还是少了？”我接着问。“多了。”他说。“多了，那好呀！”我说。他又转过头并拧小灯火，走过来坐在炕沿边摸着我的脸：“不知道给谁少算了。两毛，一个壮劳力两天才能挣到。”

⑨1982年，我上了高中。虽然那时学校有了电灯，但晚上是要定时关灯的。为了在教室关灯后能多学习一会儿，很多同学都备了一盏小油灯。我也不例外。上了三年高中，如果说有几件东西是不能离开的，那么，这盏小油灯就是其中之一。多少次，当冬天的寒冷冻得我手不能拿笔想放弃的时候，是这盏小小的灯给了我些许的温暖。当笔中的墨水冻得不能写字时，是这盏灯帮我融化。假如不曾有小油灯的陪伴照耀，我想在我们那个连老师都配不齐的学校，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考上大学的。尤其难忘的是，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带了灯去教室背书，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就油尽灯灭。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与我坐得不远的女同学将她的灯推到了我的面前，自己站起来走出了教室。这一举动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连话都不说的。何况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男生认为最丑且经常被嘲讽的，而且她也应该是意识到了的。从那天起，我似乎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⑩四十年来，陪伴我长大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油灯，都已难得见到了。但它们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变迁，照耀我前行的路，给我以启迪。

⑪其实，“灯如红豆最相思”的上句是“书似青山常乱叠”。把灯和书联系起来的纪昀，忽然升华了我对灯相思的境界和品位。也许这是我思念灯的又一缘由或写完这篇短文后的意外收获吧。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