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材料一：

国内电影票房增长率经历了2016年在高速路上的“急刹车”后，在备受压力的2017年成功提档再起步，全国电影总票房为558.3亿元，同比增长13.45%。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6.2亿，同比增长18.08%。国产影片票房301.04亿元，占总票房的53.84%。公开上映的影片中，票房过亿影片共92部，其中国产影片51部，《战狼2》创下56.81亿元票房纪录。全年新增银幕9597块，全国银幕总数已达50776块。

票房佳绩，离不开有力的政策引导和法律保障。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首次将电影产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这意味着电影产业被新时代赋予了新的重任，成为拉动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此外，《电影产业促进法》也降低了电影行业的准入门槛，提出国家将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全方位扶持电影产业。

2017年是“电影质量促进年”，中国国产电影在类型化发展上持续发力，呈现出来的风格也是百花齐放。打开全年的票房成绩单，票房前五名有四部是国产片。《战狼2》在全国引起的观影热潮，更说明了这类电影在传播正气、弘扬正能量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电影人应该充分挖掘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精神，创作出有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能激发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舞台。(2018年2月14日“光明网”)

材料二：

2012-2017年内地票房与北美票房对比

(数据：《中国电影市场报告2017年》

材料三：

2018年元旦假期，国内电影票房同比增长91.54%，观众的观影热情持续不减，票房和观影人次维持高增长态势。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优质电影唤醒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开了一个好头，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将呈现匀速向前发展的态势，观众和市场会更加关注影片本身的内容和质量，中国电影市场将从单纯追求大片的外在刺激与营销，回归到电影的本质：扎扎实实讲好一个故事，内容为王。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迅速，然而观众年均观影次数为1次多，远低于世界最高的4次水平，培养观众观影消费习惯仍是未来努力方向。”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论研究部副主任谭政指出。此外，中国电影产业链仍不完善，成本回收七八成要依靠票房，衍生产品开发不足；同时，明星高片酬仍在影响电影制作成本，并提高了电影回收成本的风险。中国电影产业走质量增长之路，要重视剧本创作，使中国电影从创作到市场真正实现电影强国的目标；要向其他电影产业大国学习，并加大电影创作经营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中国电影产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2018年2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四：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电影市场异常火爆。实时票房刷新了中国电影市场春节档的新纪录，大年初一还以近13亿元的成绩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纪录。更可喜的是，春节期间的电影不但有高票房，而且多数收获了好口碑。

在电影市场的高速增长阶段，人们对观影的主要需求体现在“可获得”上。而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观众的鉴赏能力已经得到了长足的提高，分众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看到的，不是庸常无奇的普通剧作，而是“高品质”的光影传奇。推动电影市场向“高品质”转型，也是市场监管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应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不仅包括电影放映本身，更包含电影品牌和各类衍生品。另一方面，也应创造条件，进一步开放电影市场。一来，可以通过进口，直接提高电影供给质量；二来，也能以外部竞争，倒逼国产电影提升质量。充分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力量，才能为国产电影产业打通一条通向高品质的升级之路。

(2018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唐末五代以来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丝路盛况不复存在。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与西夏的崛起有一定关系。

西夏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纪初攻取河西走廊，占据丝绸之路主动脉，这对陆上丝路贸易及西北地区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问题的实质并不只在于西夏占据了哪些地区，更在于西夏与周边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环境。宋夏之间的关系变化无常，一旦处于战事状态，双方都严格控制边地人员出入，无疑会影响丝路贸易。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夏时期诸蕃并立，呈现割据状态，但追求和平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始终继续，只是丝路贸易的规模、方式和路线发生了变化。

唐末五代以降，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主宰丝路贸易的粟特商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是回鹘势力。如西夏文献《天盛律令》卷7《敕禁门》中就有专门针对高昌回鹘、大食等地商人贸易的规定。回鹘商人还成为与中原政权进行朝贡贸易的主体，足迹遍及华夏中原与北方草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积极参与陆上丝绸之路已经超出了商业贸易范畴，扩展到文化交流的层次。一些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久留不归，《宋史·吐蕃传》记载大量高昌回鹘商人在鄯州进行丝路贸易，人数有几万之众。一些回鹘商人直接进入中原地区，以致宋朝廷还曾下过针对回鹘民众的“逐客令”。回鹘商人的迁入，带来了别具特色的异域文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的增多，辽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为丝绸之路的研究增加新的内涵。

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辽朝沟通东西方的作用显著增强。辽朝控扼北方大漠，幅员辽阔，东起日本、朝鲜，西到中亚地区都与之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东西交汇，贯通南北”的地域特点使四方商品汇集在此，辽朝因此成为巨大的中转贸易市场。辽朝与西域诸族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一点在《契丹国志》里有明确交代。辽朝还继承中原政权的朝贡贸易体系，诸蕃朝贡频繁，这与中原政权别无二致。

概言之，九至十三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由于辽朝等政权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并非简单的东西向交流通道所能概括，而是形成了巨大的丝路贸易网络，纵横交错，极具复杂性。阐明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状况，可以看出，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一直未断，丝绸之路见证着东西方进行交往交流的客观需求，同时也为今天维护好、利用好这一条国际通道提供历史启迪和借鉴。

(摘编自杨蕤《西夏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有删改)

中国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更深刻反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承载着教化一方和正民化俗的使命。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往往不仅有入木三分的字内功夫，更有纵贯历史、折服众人的“字外功夫”。“字外功夫”指人的内在修养，即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生活积累、学识修养、道德情操、心灵境界等书法技巧之外的，与修身进德、安身立命相关的功夫。涵养字外功夫是通达本源、升华精神境界的关键。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一生在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熏陶、磨炼，涵养了深厚的字外功夫。

一些书家肩挑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在繁杂的公事案牍中写家国情怀。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不仅书名显著，而且被唐太宗赞为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俱全；颜真卿作为盛唐书坛领军人物，其人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其书则大气磅礴、雄浑刚健，尽显浩然之气。一些书家将禅宗思想应用于艺术创作中。如苏轼以“物我相忘”的超然境界应对人生打击，不断涤荡心灵上的尘埃，通过智慧将逆境化为前进的阶梯。他推崇平淡天真的艺术品格，在禅宗“不役于物”思想的影响下，创作进入更加自由的艺术之境，故而得以写出传世之作。一些书家结合道家阴阳二气探析书法神韵。如王羲之曾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指出：“书之气，必达乎道。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他对心性与道相合的追求，使其书法达到了清雅脱俗的境界。可见，书者的字外功夫是字内功夫的根本，字内功夫不仅是苦练的结果，更是身心修养功夫的外化。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立本固基，才能行稳致远。因此，真正的习书者不只要在纸上磨，还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习书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实现“心正”而后“笔正”。此外，多读传统经典，提升人文素养。阅读经典不仅可以洗涤心灵，提升德行，还可将其中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当心中汇聚了百家思想，通达了古今之理，我们的行为举止便会增加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当一个人德行兼备时，其书法也会因修养提升而精进。

由艺臻道，提升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操。“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掌握一门艺术是提升学习兴趣和修身境界的重要方法。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层面的艺术是以道为本、超出纯粹技术要求的艺术。以练习书法为例，临摹名帖时，法帖的轮廓和神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当下的心境。不断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古人神交的过程。在笔、纸、手、心长时间的磨合中，以前粗糙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破除，性情中焦躁、杂乱的习气也会被削弱，静谧的书香墨海能渐渐陶冶出精神之光。“旧我”不断褪色后，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将卓然而立。

（摘编自201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王树平《涵养字外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