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月14日，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介绍了嫦娥四号后续将开展的科学探测任务和预期科学成果。

吴伟仁表示，现在整个四号工程开始转入科学探索阶段，主要涉及三大类科学探索内容，第一类是关于着陆区的地形地貌。过去我们都是通过遥感，在一百公里甚至几百公里的轨道上探测到的大概的地形地貌。这次我们身临其境，大家也可以从网上看到一些图像、图形，部分图已经出来了。同时，通过这次月球行走，获得月球背面第一张地质剖面图，可以探测到一百米到两百米深的地质构造、分层，这样研究月球背面地质的起源、形成，包括月球年龄的形成，都是第一次。第二类探测主要是研究月球周围的空间环境，包括宇宙辐射、太阳辐射、太阳耀斑的爆发对月球空间的影响。第三类探测主要是研究月球的物质成分，这次有多台科学载荷，会对月球背面的物质成分进行初步探测。我想这些成果对于人类来说都是第一次，这些成果的取得最后都会有原创性的效果，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去过，这些成果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选自李依环《嫦娥四号将探测月球地貌，空间和物质成分》，新华网2019年1月15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探测器在外太空以太阳能为能源，我们可以在宣传片中看到无处不在的光伏发电板。作为动力，几块高效太阳能电池板是探测器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础。而光伏发电能在航空航天中广泛应用，绝不是偶然。

第一，太阳向外的辐射保证了整个太阳系的能量，使得整个太阳系不再是一篇黑暗，太阳能也随之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探测器从地球发射，再到固定的轨道，需要庞大的能量，但是其所携带的燃料是有限的，要完成探测任务，探测器就必须就地获取能源，而无处不在的太阳能就是探测器最好的能源。也就是说，太阳能无处不在的特性，以及光伏发电板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能力，共同保证了探测器在外太空的能量。

第二，在外太空有可能遇到各种恶劣的环境，而光伏发电板却有着极其稳定的性能和质量。在国内，一般的光伏电站使用寿命已经可以达到25-30年。何况是运用在航空航天中的高效光伏电池板，其质量和性能必然有更大的保障。

（选自《嫦娥四号为什么敢登陆月球背面？》，《科普中国》2018年12月8日）

材料三：

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继通信，这是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步。“无论就中国作为一个航天大国的声誉，还是就探索本身的进步而言，对这一壮举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文章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多国媒体不约而同翻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宇航局得出的月球极地可能蕴藏水资源的结论；法国媒体推出科学家的访谈报道，讲述月背知识ABC；俄罗斯媒体纷纷推出大篇幅报道，追溯人类探月的半个世纪历程。

中国最新探月成就，承载的依然是全人类的理想。欧洲航天局国际月球探测工作组执行主任伯纳德·富万说：“嫦娥四号是迈向月球村的历史性一步。”德国媒体指出：“百年后回首21世纪，嫦娥四号的登月行动肯定仍将被视为一个重要时刻。”的确，历史理当铭记，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继通信，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的一大步。

（选自吴绮敏《国际论坛：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一大步》，《人民日报》2019年1月12日）

林风眠：一卷20世纪艺术百科全书

郭 珊

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19岁赴欧游学，曾担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校长，也是国立艺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首任校长。他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家，如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苏天赐、席德进等。

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抗战的滔天洪流，“文化大革命”的牢狱之灾，远走香江的韬光晦迹，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林风眠见证了百年来民族文化所遭受的困厄与磨难、“中西融合”所历经的波折与流衍。诚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所言：“林风眠是一卷世纪性的艺术百科全书。”从林风眠独特的个案身上，“能看到百年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忠诚和激情，也能从他和时代的关系中去领会艺术家的责任，重新捡回那些被忽视的价值”。

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阁公岭村一个石匠家庭。同乡挚友林文铮曾用“痛苦”一词来概括林风眠毕生创作的基调。林风眠的艺术具有一种“罕见的苦味”（许江语），发源于命运开篇一抹寒凉的底色——幼年时，母亲与人私奔未果，险被宗法私刑处死，后被卖到他乡，再无音讯。他因此大病一场，卧床半年，变得沉默寡言。1919年，林风眠赴法勤工俭学。在欧6年，林风眠游学于法、德，曾先后投师于法国第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工作室。

1924年5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林风眠的作品引起轰动，尤其是高2米、长4.5米的油画巨作《摸索》。当时中国《艺术评论》的报道称，“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从荷马、耶稣到托尔斯泰、歌德，“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皆有摸索奥秘之深意”。这幅笔法粗犷、写意，色调灰黑沉郁的作品，据说只用一天时间一气呵成。

1926年，在蔡元培的提携之下，未满26岁的他被聘为北京艺专校长。两年后，又赴杭州出任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学院”的首任校长。执掌中国南北两大美术阵营的十年时间里，林风眠在中国艺坛一举成为众所仰望的风云人物，一度被称作“艺术界的胡适之”。在主持校政上，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投身“改造艺术院校”的事业。在北京，他力排众议，邀请当时被正统国画家讥为“野狐禅”的齐白石来校讲学，又大胆将裸体艺术引入教学；在杭州，他尝试将西画系与国画系合并，毫不避讳地延请与己观点针锋相对、强调国画独立性的潘天寿任教，颇具蔡元培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的风范。在社会活动中，他更矢志以“我入地狱”之精神，将美术作为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利器。他撰文、作画怒斥政治腐败，在白色恐怖下掩护进步学生；他发起、组织了以“艺术社会化”为宗旨的北京艺术大会，主办西湖博览会艺术馆；1928年，他在杭州牵头组建了“艺术运动社”，发出了“集中全国艺术界之新力量”“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的豪迈新声。

抗战爆发后，经历迁徙、并校、学潮和辞职等一系列风波，林风眠将妻儿安置于上海，辗转浙、赣、湘、云、贵及香港、越南，避居重庆，从少年得志、才彦环绕的艺专校长猝然跌入残山剩水、乡野民丛，由此迎来了一生由显转隐的分水岭。林风眠坚持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态度，拒绝转投写实主义，不喜欢“照相式刻板与平俗”，理由是“在艺术的价值上是微细的”。他将精力集中于宣纸彩墨创作，偏爱风景、花鸟、仕女、苗疆与戏曲人物等“小众”题材；在技法与材质上，他打破油画、水粉、国画等边界，探索方形构图、瓷绘笔线、空间揉合、光线透视、色墨层叠等形式构成，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进行挪移、错置、嫁接和重组。

1977年，林风眠在叶剑英家族的帮助下被批准出国探亲，赴巴西探望阔别20年的妻女，此后移居香港。客居香港的10多年间，林风眠先后在日本、法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成功举办个展。1991年7月，林风眠突发心脏病入院，绝笔之作是应邀为“傅雷纪念音乐会”题字。一个月之后，一代宗师长眠香江。

（节选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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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香港，林风眠听闻有爱国华侨愿意捐款在其杭州故居建纪念馆，他婉言谢绝，表示愿将资助之经费，用于培养青年深造。有人建议将款项命名为“林风眠奖学金”，他说：“那就应该从我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不能占个空名。”

②许江用细腻的文字为林风眠描绘了一幅“永恒的肖像”：“鼻梁之上立着圆拱顶一般的隆光引着你潜入他的内心。”“这眼中有火，而双唇却又似冰一样的沉默。”林风眠仿佛知道“那悲惨而恢宏的命运的意义”，“他从孤寂中产生对孤寂的爱，并把这种爱化作艺术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间”。

秋来查干湖

李旭光

查干湖美，美在秋天。秋湖的长天，极为疏朗。站在环湖路上，依稀看得见天宇的穹顶与湖水交割的弧线。惊鸿照影，间或掠过几朵祥云。夜幕乍落，伫立在湖岸高坡上的妙因寺，不时传出阵阵晚课的钟鼓和诵经的吟唱，剪影里，空气也凝固了一般。到了晓夜当空，繁星拱月时，天上湖中，已辨不出哪里是真实的，哪里是虚幻的。

查干湖美，美在秋水。秋水如娴静而又落落大方的少妇，深邃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你。从松花江引入湖中的百里运河，已放慢了流速，使得这时的湖水波澜不惊，清澈见底。泥沙已经淘尽，水中的游鱼和水草分明可见。夏日肥得如油的湖水，已经显得清瘦，是湖水中的鱼虾和健硕的蒲苇把它的营养吸吮殆尽。湖水从暑热变为秋温，鱼儿多半向湖的深处游去，垂钓的人们便懒于来此蹲守。随着秋一天天走向肃穆，湖区的游人也少了许多，但仍有不少老人、情侣、画家、摄影家、迁客骚人来此小住。与其说是游湖，莫若说是人生的一次悄然回眸。

查干湖美，美在秋草。轻露染过的蒲草依然葱郁滴翠，很深的一截还在水里，蒲棒却透出橙黄。渔民介绍，蒲棒采摘下来，可以作为驱赶蚊蝇的香炷，一支蒲棒，可以燃上几个小时。有些地方用蒲草做床垫，铺在下面厚厚的、暖暖的，还散发着蒲香，销路很被看好。秋苇比起蒲草来，要更美些，更张扬些，更浪漫些。一枝枝、一簇簇，泛着轻黄的舒展的苇叶，就像跳藏族舞的姑娘，张开双臂，弓起腰肢，献出哈达。而泛着油光的银白色的芦苇花，在风中柔软地散落开，烈火呼啸般地狂舞。修长的苇秆，接踵摩肩，竹林般地森然列阵。待到湖上结冰时，这些蒲草和芦苇都 要被渔民割掉。割去固然可惜，但为了将一腔热血回报养育它们的大地，为了来年春天新生命的再一次萌发，想一想， 也就释然了。湖中还有铺天盖地的菱角与荷花。花期过后，尚有一片片圆得可人的叶子浮在湖面，新绿里透着油一般的光泽，圆叶的下面，是一枝细蔓连到湖床。这时，肥硕的菱角，黑黝黝的已经成熟。记得小时候开那达慕大会时，总有一些小商贩，将菱角煮熟后对半切开，用粗瓷碗盛着叫卖。孩子们用菱角那略朝里弯曲的锋利的尖儿，把果肉从菱角壳里抠出来，送到嘴里，吃起来真香。荷花的莲蓬籽，连同泥里鲜嫩稚白的藕都已成熟，渔民们却不舍得去捡拾，任由它们在湖中自在地散落，肆意地蔓生。

秋天的查干湖，是水鸟的王国。从8月底到10月初，在北国圣水中完成季节性侨居、顺便又繁衍后代的候乌，几十万只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湖中翔集。对水禽颇有研究的鲍鹏友局长告诉我，这里面有天鹅，有丹顶鹤、白鹤、灰鹤、 苍鹭、白鹳，有大雁以及其他近百种水禽，其中，光是野鸭，就有针尾鸭、绿头鸭、赤颈鸭等20多种。一时间，湖中用来接待“客人”的蒲苇显得容量不足，鸟儿们吵闹着、争抢着、嬉戏着，一边庆幸着对圣湖的占领，一边抓紧时间在这里捕鱼啄虾，补充能量，同时讨论着生活琐事，谋划着南归的路线。

秋天，湖中的鱼也肥了。南湖的水草茂密，草根鱼、青根鱼长得特别快。夏天到南湖垂钓，听到“咔哧”“咔哧”，那是草根鱼进食的声音，“咯嘣”“咯嘣”的声响则是青根鱼的。青根鱼被渔民归类为牙鱼，它们非常爱吃田螺、河蚌等贝类，因此青根鱼的牙床后面有个冲压床一样的凹凸槽，骨头自然是极硬的。渔民在食用青根鱼前，都要先把这块骨头取出来，做成小饰件。青根鱼的肉雪白、细腻，口感极爽，是湖中的上佳之品。每年冬捕时，南湖的青根鱼一出水就极畅销，大的四五十斤重，一两米长，一斤就要卖到 100 多元钱。在北湖，鲢鱼、鳙鱼、鲤鱼、湖虾，俱为上佳之品。尤其是北湖的鳙鱼，俗称胖头鱼，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绿色有机食品。冬捕时，湖面上人潮涌动，车如穿梭，冰晶雪国里蒸腾着节庆的热浪。

秋天的查干湖，最美的还是渔民。春天投放鱼苗，夏天管护，到了秋天，终于眼见着湖里的鱼肥了、大了，将整个湖都胀满了，渔民便美在了心里。他们这时开始收拾冬网，做着冬捕的准备。干活累了，几杯酒落肚儿，他们在一起海吹神聊，什么泥鳅用皮肤、肠道呼吸啦，胡罗鱼要在河蚌里产卵啦，老头鱼会冬眠啦，更别有一番情趣。

（选自《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梵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梵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梵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这在当代中国外交内政的政策与行为中能够看得非常清晰。和为贵，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特质；稳为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目标；顺势而变是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特征。把握中国的大国气质，对于理解中国外交内政是很有帮助的。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