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座古树养老院

梁 衡

人类是从森林中走来，森林是人的家。遗憾的是，正如社会上有对老人的虐待，也有对老树、古树的遗弃。在我对古树的探访中，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古树养老院。园子的主人叫王相泽。他生在农村，小时家有大树，粗如圆桌，绿阴满院。那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也种下了永远的爱树情结。他大慈大悲，爱吾老以及树之老，企业稍有余钱便开始收养古树。

那天在园子里，我边走边听他讲救死扶伤收养古树的故事。十八年前的一天，他到外地出差，车子在公路上走，远处正在开山取石，山上隐隐有树。他就绕路来到山下，一棵从未见过的大树有合抱之粗，满树白花，灿若霜雪，屹立于石崖之畔。那粗壮的老根如老人青筋暴突的手指，正顽强地插入石缝，抓住每一处可借力存身的石块。但是脚下炮声隆隆，烟尘已经淹上树身，窒息着它的绿叶白花。眼看就要地动山摇，扑身倒地。此地名黄巢关，据传当年黄巢起义曾驻兵于此，还在树上拴过马。王相泽上去说：“反正你们要开山，这棵树也存不住了，不如卖给我。”结果他花了6000 元把树带回了家。后来一查，是棵毛梾树，山茱萸科，果可榨油，木质极硬，传说孔子周游列国时就用这树做车梁，所以又名车梁木。现在这棵老树就舒舒服服地挺立在园中的一个小坡上，正时交6月，序属初夏，满树白花笑得十分灿烂。老王收树有几条规矩。一不收山上野生的大树，二不收正常生长的树，三不收小树。反正一个原则：不干预树的正常生活。他只扶孤助老，做绿色慈善。

人总是看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而树却不同，它除了供人物质享受外还帮人记录历史、寄托精神。可惜我们目光太浅，只讲实用，对树用则植，不用则弃。园中有一棵柿子树十分惹眼，浑身堆满大大小小的疙瘩，像一个长满老年斑的老人。它来自陕西，树上的瘤体是一种病，主人早已将它遗弃。老王收来后仔细调理，现在树头已发出五尺长的新枝，去年又重新结果，挂满了一树的红灯笼。疙瘩树身倒显得更加古拙可爱。一次某司机告他某村有遗弃之树，他急去察访。只见一处院内有两棵三百年的老紫薇，墙颓草长，满目荒凉。一棵已经枯死，还有的一棵也被垃圾埋到半腰，奄奄一息。经辨认树下废弃的井台和井石上的刻字，知道这是一处高家的旧祠堂。他找到村委会，谈好价格。人和树还未离村，就听见村主任在大喇叭上喊话：“各家派人到村委会来领钱，每户10元。”这真是物有其值，所见不同。紫薇，又名百日红。杆粉白，叶翠绿，花朵繁密，娇红明艳，百日不谢，向为名花奇树。现在这棵紫薇成了老王的镇园之宝。每有客来必领至树下，奇树共欣赏，好花相与析。

在园中看树是一道风景，听老王讲育树经更是一种享受。他说移树最怕露根透气，所以每移之时必先将树根蘸满泥沙各半的糊浆，再小心培土。对有的树则要在外围斩根一次，如是三年，为的是刺激新根的生长。别人移大树要剃树冠，他却尽量不剃，免伤元气。他指给我看两行对比的樱花树，那剃过头的竟十年不长，愈来愈瘦。但柳树移栽时则必须剃头。那年他从福建樟州买得两棵大榕树，时已入冬，车进山东界已飘起小雪。到家后他急挖一暖窖暂埋，唯留少许枝叶透气，又放进一个电热器加热。一过年就为它建了个20米高的保温大棚。现在这榕树气根如林，枝繁叶茂，一派南国风光。

我一生不知看过多少天然林、人工林、植物园，但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座古树养老院。园内约有500多棵古树，有来自河南的乌桕、安徽的黄连、山西的皂角、陕西的苦楝……每棵树都是一本大书，各有各的故事，而且它们来时都不忘随身带了自己的身份证——年轮，这是数百年来的活记录啊，是一部中国生态史、文化史。老王爱树，但并不小气。区里要建一座三千亩的大植物园，老王说，没有古树算什么植物园，顶多是个大苗圃。他张口就捐出了108棵古树。他爱吾园以及人之园，要让树文化普及，让更多的人爱树。

我想如果黄巢地下有知，那迁居远走的高家有知，那些分家卖树的弟兄有悟，那些扩城砍树的主政者们醒来，都能到这个园子里来走一走，他们一定会感恩老王在遥远的地方为他们本乡本族存了绵绵一脉。我能体会到老王的爱树之心。

从小听说太史公久历名山大川而为文有奇气，颇心向往之。但是过去读《史记》常觉得不过瘾，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奇气”。那时总以为只有庄子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战国纵横家的辩才和词锋，苏东坡的豪放潇洒，再不然就是六朝文章的华丽铺陈，才称得起文“气”。后来稍谙世事，从同情司马迁的遭遇出发，逐步体会到他的笔调之深沉、隽永，不同凡响。然而，还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怀着压抑无告，欲哭无泪的心情，通读了《史记》，才真正感受到那强压在字里行间的满腔悲愤之情，对司马迁自称修《史记》是为了“意有所郁结”，“以舒其愤”，更加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太史公文章之“奇气”所在。

这“奇”不仅在于以极其简洁、凝练的文字囊括了广袤的空间和绵远的时间——纵横万里，上下千年；也不仅在于生动地刻画了数以百计的文臣、武将、帝王、游侠、骚人、处士，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在于以克制、含蓄的笔法，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通篇没有雕琢的形容词，也极少激昂慷慨的议论，而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千载之下，仍然能使读者不知不觉跟着作者去爱、去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李将军（李广）列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都知道，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说了几句话而获罪，遭受了宫刑。他对汉家天子的刻薄寡恩有切肤之痛，对李陵始终抱着惋惜和同情。但是他既不能作不平之鸣，也不能发怨谤之声，只好把种种复杂的感情通过为李陵的祖父一代名将李广立传抒发出来。

《李将军列传》全文不过三千字。从李广的祖先写到他的孙子，也就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经一百余年。写了李广身经百战、屡立奇功的英雄业绩；写了他一生坎坷、凄凉悲惨的下场；写了他多少次化险为夷、惊人的大智大勇；写了他廉洁、朴实、身先士卒的品德。还从文帝的赞叹、士兵的爱戴、匈奴的畏惧和百姓的怀念，多侧面地反映出他的可敬可爱。这里面有千军万马□战方酣的古战场情景，也有单枪匹马、深入敌阵的惊险场面。如果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笔法，恐怕再加一倍笔墨，（   ）不足以充分表达这一切。（   ）主要的是，作者通过精心选择的事例，刻画出李广的鲜明性格；而且处处使他的英雄事迹和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自然形成对比，在人物形象一步步完整和深化的同时，李广一生的悲剧也一步步推向高潮。

……

堪与《李将军列传》相表里的另一篇，是《孝武（即汉武帝刘彻）本纪》（此文一说非司马迁所作，但我认为还是反映他的观点的）。这是一篇很奇特的帝王传记。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也算是盛世之君特别是以开拓边疆著称。但是他的传记中丝毫没有反映。文章开宗明义就说：“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此，通篇都是求神、炼丹、封禅、怪异之事。给人的感觉似乎一个汉武帝一生没干过别的。而且他还常常为方士所骗，发现之后，就杀掉一个，接着又去上另一个的当。尽管司马迁自己也崇尚黄老，尽管在那个时代，这类事还不像科学发达的今天看来那么荒诞无稽；但无论如何，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总不能以求神炼丹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汉武帝是相当不堪的。与《汉书》中所写的“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好在《史记》不是编年史，那个时期的重要史实都记载于当时的文臣、武将，甚至匈奴、大宛、南越的列传。例如拓边之事主要在《大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列传》中，后人是不能责怪太史公不忠于历史的。

如果说，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是通过正面的叙述，以弦外之音暗示了他对李氏祖孙的同情和不平，那么，在《孝武本纪》中，他是以独特的省略来表达他对汉武帝的怨怼。这省略，这沉默，远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可以收“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这，又是太史公文章“奇”之所在。

当然，为项羽立《本纪》，把当朝开国皇帝手下败将写成悲壮的英雄，这也是太史公一大奇笔，关于这点，论者已经很多。可惜后世修官史的再无此襟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虽身遭刑戮，却丝毫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那种精神状态。他不加回避地写了大量本朝历史，始终坚持对刘家天下的独立见解。

正统观念比较强的班彪对《史记》颇有微词，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殊不知太史公以刑余之身，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用他的笔写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班氏父子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也正是一部《史记》千百年来，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文学史上始终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原因所在。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算得是千古知音之谈。

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科学中的理性，可以理解为人类通过自觉的逻辑思维把握客观世界规律的能力，以及运用这种能力认识世界的活动。所谓非理性，一是指心理结构上的本能意识或无意识，二是指非逻辑的认识形式，前者如想象、情感、意志、信仰等，后者如直觉、灵感、顿悟等。作为心理现象，非理性既然是一种本能意识或无意识，那就是未经理性驾驭或不能进行确切的理性分析的。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理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往往起着必不可少甚至是关键的指导性作用。众所周知，科学自近代产生以来，就形成了以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演绎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认识理念。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中的理性尤其是其中的分析传统已成为科学研究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模式，也因此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然而，理性由于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故并不具备积极能动的力量。没有情欲、本能和冲动的推动，理性就是一些僵死的形式。所以，理性的活动只能仰仗非理性的能量。

传统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理性高于非理性，并将科学的理性方法绝对化，无条件地推广至各门非自然学科及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相反，非理性主义者则坚持非理性高于理性，甚至将非理性方法绝对化，声称它是研究人和世界本质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就科学活动而言，理性与非理性往往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一方面，理性作用的实现有赖于非理性的参与。例如，爱因斯坦就非常重视直觉的作用，他认为从直接经验到理论体系“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一个不是必然的直觉的联系”，“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属于超逻辑的”。当代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已深切体验到：新知识的获得并不只靠逻辑性和客观性，巧辩、宣传、个人成见之类的非理性因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的实现也有赖于理性因素的作用发挥。任何积极的意志、信仰、信念要在人的活动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借助于理性来为其规定目标和方向，并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很明显，尽管非理性主义对理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并试图消解理性，但谁也无法否认，无论“意志”还是“情感”，都是由需要所引发的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体验，必然包含认知的成分。人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做出的选择，自然是充满理性的。

（所选文段有删改）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