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诗歌与绘画的连接点

诗歌与绘画是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的两岸。人们常说“诗画同源”“诗画一家”“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足见诗歌与绘画的亲密关系。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历史源远流长。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美的诗篇，从最老的《诗经》，到两晋的山水田园诗，再至唐诗宋词，数不胜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第一句便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既可以为诗又可以为画，既可以为山水、为人物，亦可以为花鸟，这可以说是诗中有画的最早的实据。但从接受的艺术感官和心理功能来说，绘画是视觉艺术，通过眼睛就可以直接掌握，给予的想象空间较少；而诗歌则是听觉艺术，不是仅凭感官就能一下子掌握的，它需要由记忆和想象来共同完成。

诗有诗的语言，画有画的语言。诗歌有音韵美，而绘画有笔墨美。诗用文字来表达社会和人类的活动，画用笔墨来再现或者升华物象给予艺术家的感受。诗人与读者的交流是在一个意象的空间里完成的。诗人描绘的是一个设计的世界，但是读者感受到的分明是一次似曾相识的心灵律动。作为诗歌与绘画的连接点，意境的营造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意境，是我国诗词与绘画中重要美学范畴之一。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意境”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与物境、情境并提：“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对意境的内涵作了全面深入的解读。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将“境界”（即意境）分为“有境界”与“无境界”，“造境界 ”与“写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表现为“情景相生”，而无我之境则是“ 物我相冥”。情景相生主要表现为情以我在，以情着物；物我相冥主要表现为物因我宜，异体相通。在绘画与诗歌中，王维并臻同一高度，是为情景相生的有我之境；王国维论 “无我之境”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证。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但是画家们热衷表现的题材，也是诗人和画家的理想人生境界。

意境打通了诗歌与绘画的关节，意境是诗歌与绘画的连接点。就像宋代画院的考试题一样，一句“踏花归去马蹄香”难倒了多少考生，而马蹄周围画出几只飞舞的彩蝶，“香 ”的意境便跃然纸上……

戈壁绝尘

在山水秀丽的南方，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戈壁是什么样子。

当我降临甘肃的上空，从飞机舷窗往下一看，我立即目瞪口呆。

飞机下面全是山。是我从没见过的如此辽阔无边、连绵成片的群山。但山山皆秃，没有林木遮掩，没有河水流淌，仿佛一群肌肉发达的或蹲或卧的虎豹全都被扒光了皮毛，光着身子任由太阳的炙烤，而导致了皮肤的干裂，变得全身灰黄，毫无光泽和血色。

噢，大西北，裸露的大西北，灰黄的大西北。

落了地面，戈壁滩赫然入目。此时，我的感觉就不仅仅是目瞪口呆了。

四周环顾，没有人影。天和地之间，是一条平直的线。线面上有光芒，有云朵。

遍地里，每一颗沙粒、石块，每一堆沙土、乱石，每一条干枝、枯草，忽然都活了起来，仿佛就是词典里挣扎着跳出来之后散落一地的词，一个个都分别代表着孤寂、干渴、饥饿、迷失、慌乱、恐惧、绝望、死亡这样的词义。捡起来读，心会发毛，手脚颤栗。

我知道我很幸运地来到了曾经的古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那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命名的。这是一个十分典雅，富有诗意的称谓。想必当年这肯定是一条充满灵性充满浪漫的路吧，必然是驼队不断，马蹄声脆，绸缎拖地，五彩缤纷，轻柔而妙曼。也许我站立的地方，就曾经有驼队小憩过。夜色里，篝火灿烂，奶茶飘香，烤肉诱人。说不定地面上还残存着当年的残骨或木炭。

望茫茫旷野，已经看不出半点当年的喧嚣，看不出轻柔而妙曼的景况。一种苍凉如同空气一样，弥漫在周边。当我让戈壁的苍凉淹没了全身之后，很快就对这片辽阔的苍凉产生了敬意。

我听到了脚步声，一阵一阵的，由远及近。西汉的张骞，第一个穿过了西域的苍凉。

建元三年，张骞告别汉武帝，告别灯红酒绿的长安，率百人随从，首次出使西域。张骞的队伍，一字排开，夹杂着马蹄声、驼铃声和人的脚步声，一路浩荡，经陇西，过敦煌，日行夜息，让这不曾出现过人烟的戈壁第一次留下了一串串人的脚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又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张骞几经周折，前后花了数十年的时间，终于用脚步打通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丈量出了一条惠泽四方的丝绸之路。

张骞无疑成了功臣，名垂千史。但两千年了，丝绸之路的砾石、风沙早已把张骞的脚印埋没得毫无踪影。而且，这条古路也早已停止了运行，但张骞的脚步声似乎没有消停。张骞的故事依然流传在这一片辽阔的苍茫里。

很幸运，在这条古道上，在这一片荒漠里，有一些事物竟还能经受了风沙的冲刷，留下了足迹。玉门关玉树临风，最为坚贞和强悍。这是我的戈壁之旅最强烈的印象。

玉门关是汉武帝为确保丝绸之路安全与畅通，大约于公元前121年---107年间下令修建的。玉门关几度迁址，现在看到的是汉玉门关遗迹。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全用黄土夯筑而成，耸立在东西走向戈壁滩狭长地带中的砂石岗上。周边无一建筑，唯见茫茫沙砾，空旷无人。看上去，尽管日月侵蚀，已经显出破败，但它那种孤傲和霸气，依然镶嵌于城墙中，巍然不动。唐边塞诗人岑参曾作《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其时，守关甲兵多达五千，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但今天它难免寂寞了。当年的热闹不再，当年的雄关已成文物。因地偏人稀，路途遥远，每天前来参观的人并不多。它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为后人努力地与日渐一日的衰败和冷清抗争。

丝绸之路所经之处多是无边无际的荒漠，但因为有这么一些人的到来而变得热闹。自张骞之后，穿越过戈壁滩、大沙漠的人，还有西域第一任都护郑吉，西域行军司马班超，高僧法显、唐玄奘，大司马霍去病，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当然还有许多的无法记入史册的无名小卒。他们当中，有的是丝绸之路的守护者，开拓者，也有一些掠夺者，破坏者。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丝绸之路才有了悲喜交加的历史。

但一切都得归为苍凉。那些人来时，步履匆匆，搅得沙飞石走，尘烟骤起，但时间一长，尘埃终要落地，成为绝尘。后来者，看着前人留下的废墟，一番唏嘘之后，却找不到他们的脚印了。

谁都是戈壁的过客。我长久地站在那儿，感受着那一片苍茫，渐渐又让苍凉淹没。戈壁，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贯穿，那只是一片荒漠；丝绸之路要是没有那一群人走过，那条路就必然寂寞；那一群人如果没有留下悲和喜，那就没有了苍凉。人要是没有经历苍凉，那就是苍白。

苍凉是戈壁的神。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