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礼记・乐记，以儒家思想为主，阿时吸救道家与法家思想，是出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最早论述礼乐教化即美育的论著。《乐记》及其礼乐教化理论，以“礼乐交融”为其东方特色，以“正声”“德青”为其艺さ求，以“天人合ー＂为其文化理念，明显区別于西方的美育观念，彰显光彩照人的中国精神，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文化艺术特别是美学与美育上的成熟与伟大，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礼记》记载，当年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治理国家、统一天下。中国古代的“礼”起源于宗教祭祀之礼仪，发展为政治制度、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交往之人文礼仪等；“乐”是乐舞歌诗的总称。礼乐教化是一种集政治治、道德与审美为一体的整体性教育，充分体現中国传统文化关联性的特点，相异予西方文化区分性的特点，强调发浑礼乐刑政文融互补的综合性治理作用。礼乐教化还可以发特有的和合父子君臣族长乡里的团结教育作用，还有感染熏陶、移风易俗之用，所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总之，礼乐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充分发挥交融性与綜合性作用，是治国之重器。

《乐记）言：“乐者，伦理者也。儒家学说认为乐与道德相通，乐音是人与禽兽的区别，而对整体音乐的理解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礼乐教化之乐教包含乐德、乐语与乐舞等部分，所谓“乐德”指“中、和、祗、庸、孝、友”等德性的核心内涵，是乐教最重要的成分。礼乐教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弘扬德音与正声，抛弃溺乐与溺音。《乐记》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又说:“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恩礼，不接心术。”这里将正声与德音提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的政治高度，将奸声与淫乐视作扰乱思想与破坏心术的负面现象。礼乐教化涵养德性的精神需要提倡与继承，以纠正重利益而轻道德的价值倾向。

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哲学有其独特意蕴与魅力。《乐记》阐明礼乐与天地宇宙相应相和的特点，从而带来四海之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合敬同爱的结果，充分强调礼乐教化沟通天地人的巨大作用。《乐记》还阐述礼乐教化所形成的一种礼乐交融、天地相合、阴阳相得、万物繁茂的生命之美，诚如《周易》所言“生生之谓大德也”。这种生命美学体现于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乐记》还强调礼乐教化与亲和天地的关系，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万物一体。这些美育观念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人类中心论，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

 (摘编自曾繁仁《珍视并发扬中华优秀美育传统—从(礼记，乐记>美育思想谈起》)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建筑——这里指的主要是大型的、有纪念价值的建筑——大致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一类主要是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石构建筑由于材质的原因，不易腐朽或毁坏；即使因客观原因如雷击或战争等毁坏了，也能留下残垣断壁或曰废墟。木构建筑则不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容易朽蚀，故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遗存极少。

由于这样的原因，石构建筑毁坏后留下的废墟，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残垣断壁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垃圾，而且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这就形成一种文化，即“废墟文化”。废墟因受到尊重并受到保护，从而成为审美对象，继而产生“废墟美学”的概念。欧洲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建筑毁坏后，极少有原地重建的现象，而都将它们作为一个珍贵的时代标志予以尊重和保护，乃至一块妨碍走路的“乱石”都不许随意挪动。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的宫殿或庙宇毁掉了，就得赶紧在原址修复或重建，否则即使留下残垣断壁，也会很快被民间搬抢一空（这里指的是需要宫殿的时代）。无怪乎，在明代以前的几千年间，我们有那么多辉煌的宫殿建筑都没有留下一处像样的废墟遗址！因此我们的建筑文化中缺乏“废墟文化”，从而也缺乏对废墟美的认知和欣赏能力。

然而，说我们中国不见废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废墟或缺乏废墟资源。我们是个有着悠久的“墙文化”的国家。不仅有万里长城，我们古代的几乎每个城池都有城墙，它们可都是石构建筑，有500到3000年的历史，大部分已沦为废墟。作为建筑单体，长城的原始工程量不仅超过国外任何古代的大型单体建筑，甚至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型建筑的总和！再说，我国历代的皇家建筑和贵胄府邸并不全是木构建筑，像天坛祈年殿、故宫太和殿的须弥座以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等是多么壮观的石构建筑。

废墟的文物价值就在于其残破过程的历史真实性。正是这种真实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是活的历史化石或活的历史教科书。残缺美是废墟美的哲学前提。而废墟美是废墟文化的核心。就以对待长城废墟为例：如果说以“修旧如旧”的名义修复的司马台长城对于“修旧如新”的八达岭长城或慕田峪长城来说是一个进步，那么目前正在以“修旧如旧，随旧随残”的理念修缮的京郊箭扣长城则又超越司马台长城而向前迈了一步。

（节选自叶廷芳《再谈废墟之美》）

社会诚信总是根植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守信重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维系当代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命脉。作为一种德性伦理，中国传统诚信没有彼岸世界的上帝或神的终极关照，不依赖外在法制或契约的规制，也不是依靠后设利益的刺激，而主要靠个体德性的自觉和自律，靠行为者的自我担当；对诚信的评价也不是靠外在的规则或后果，而是依据行为者行动所体现的德性。但中国传统诚信伦理并不否认或排斥外在约束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诚信的实现常常需要将道德诚信与制度诚信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如传统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关系一样，道德诚信一方面需要制度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道德诚信可以直接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周礼》中就有记载人们为规避失信，交易双方订立契约性文件“券书”，一旦失约，失约方就得按照约定赔偿，这可谓诚信制度化的早期雏形。

作为中国传统商帮的典型代表，晋商、徽商具有儒商的特色，堪称信义诚信在商业领域中的具体实践。商人的德性自律及商帮的相与互助是晋商、徽商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我们也应明晓晋商、徽商诚信伦理也需要强有力的外在支持。严明的法律制度保障了商业诚信活动的有序开展，同时商帮的诚信伦理也具有制度化倾向乃至直接成为制度。就规约诚信而言，晋商、徽商会将宗法、家训、族规等作为道德诚信制度的现实载体，以晋商祁县乔家为例，乔致庸制定了“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嫖妓、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酗酒”“六不准”家法，对家族成员进行严格的约束和管教。

在浓郁的地域诚信文化的关照之下，晋商、徽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亦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商帮诚信制度，来保障商帮活动的有序开展。如晋商开创性地创立了票号制度，建立了东家、票号员工、客户一体化的诚信网络，使得东家、掌柜、员工和普通商户成为不可脱节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以现代文明法制理念来看，传统诚信制度也存在缺陷或不足：一是在国家法律制度方面，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缺乏宪法的根本保障，也没有保护自由原则、平等主体的民商法体系，因此，晋商、徽商无论是作为商帮团体还是个体企业，在与强权的政府打交道时，明显处于劣势与不利地位，不得不依附于政治势力和官僚集团。二是缺乏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性的产权制度。三是缺乏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现代诚信制度。晋商、徽商还主要是以“人情信任心理和人情道德的自为调节功能”为主，缺乏独立于交易双方而且被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没有对交易活动进行仲裁、评价、监管及惩处的常设外部力量，更不可能有成熟的市场运作和监管机制。制度化的缺陷是其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西方制度化诚信逐步建立乃至日益成熟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风云裂变的社会变局中，传统商帮必然摆脱不了与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时代断裂的命运而走向衰微。

(节选自《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沈永福 邹柔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