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苏子提出的“诗中有画”这个观点，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我想大家读王维诗，一定像《红楼梦》里的香菱一样，分明是感到了一种画意，所以才会对苏东坡的见解产生共鸣，关键是对这种画意究竟该如何看待。

莱辛曾说：“一幅诗的图画并不一定就可以转化为一幅物质的图画。诗人在把他的对象写得生动如在眼前，使我们意识到这对象比意识到他的语言文字还更清楚时，他所下的每一笔和许多笔的组合，都是具有画意的，都是一幅图画。因为它能使我们产生逼真的幻觉，在程度上接近于物质的图画特别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幻觉。”这是说，诗的语言有一种造型能力，能像画一样给人近似直观的印象。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确有一种宛然在目的逼真感。

但即便如此，也别忘了香菱的鉴赏经验：“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这“合上书一想”乃是调动记忆表象的过程，没有读者经验的参与，任何诗都只是一堆语词和概念，和绘画毫不相干。按克罗齐的说法，“凡是有艺术感的人，都会从一行诗句中，从诗人的一首小诗中既找到音乐性和图画，又找到雕刻力和建筑结构”。如果说这一结论略显武断，那么我们可以将命题的外延缩小，说凡是有一定美术修养的人都能从诗歌中读到画意。事实上，正像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说的，“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或者像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林说的：“人们看见的总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而且这要求有一个长期的教育来克服天真的知觉，因为它与客体在视网膜上的反映毫无关系。”

“诗中有画”从根本上说，乃是经受美术熏陶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欣赏方式(画家的认知框架)去读王维的结果——苏东坡并不是这种读者中最早的一位，更早还有殷璠，他已看到了王维“着壁成绘”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王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画面。如果读者习惯于从这种美术的角度，从语言的造型能力去欣赏诗的话，那么从曹植、陶渊明到杜甫诗都被看出画意，而且当然也可以分析其构图取景着色的特征。苏东坡不就读出了“少陵翰墨无形画”吗？朱子也曾称赞杜甫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只不过老杜不传画笔，无从捕风捉影；而王维兼擅丹青，遂予人以口实。其实身为画家的诗人，也有诗中无画的，比如顾况也是名画家，他的诗就缺乏造型的兴趣。对这种情形，我们将如何解释呢？

看来，诗中有画无画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为画家，强调王维“诗中有画”及与绘画的关系，非但不能突出王维的独特性，某种程度上恰恰遮蔽了形成王维诗风的更本质的东西。我发现当代最早的王维研究专家陈贻焮先生几乎不谈“诗中有画”，他认为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另外，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对中国诗歌有良好感觉的斯蒂芬•欧文教授，在《盛唐诗》里也只说大多数研究者“从其作品中发现了画家的眼光”，而他本人对此未置一词，却着重分析了王维诗对某种真实性的追求——不是从类型惯例中获得的普遍反应的真实性，而是直接感觉的真实性，“通过在诗中描写所见而不是诗人的观察活动，诗人将使得读者眼睛重复诗人眼睛的体验，从而直接分享其内心感受”。两位专家的意见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选自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有删改)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

林天宏

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曾这样比较过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区别：“如果将韬略比做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只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的确，读时人回忆刘半农的各类文章，其性格之诙谐幽默、不拘小节跃然纸上。

刘半农在巴黎留学时，正值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留学生的日子难熬，刘半农便将书房命名为“化子窝”。好友赵元任夫妇曾前往看望，临别时拍全家福留念，刘半农竟指挥众人，坐在地板上，伸出手来做乞讨状。

归国后，刘半农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他在报上刊出启事，广泛征求方言中各种骂人的话，赵元任和钱玄同见报后联袂登门拜访他，分别操中国各地方言，把刘大骂一顿。骂过后，彼此抚掌大笑。

刘半农爱好音乐，他曾与赵元任合作，由刘做词，赵谱曲，创作出上世纪30年代最为流行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日，刘半农前往赵元任家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也在赵家小聚。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就是刘半农，遂有失态之举。刘半农便当场作了首打油诗，自我解嘲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可否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于是，时人评品这个“矮个子，方头颅，生气勃勃”的江苏人，送其一字“浅”。

“浅”有二意，一为“胸无城府，浅如清溪”。出国留学前，昔日上海滩文友在酒家宴送，席间对诗，满是卿卿我我的词藻。他无法忍受，讽刺道“真是一群鸳鸯蝴蝶”。酒宴遂不欢而散。

还有一次，时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成舍我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问，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舍我回道，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便写了一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直斥考试院院长只念佛不做事。戴传贤看到后大为光火，又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将《世界日报》停刊3天。

刘半农之“浅”，还在于其所学颇杂。他曾自言：“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其专业是实验语音学，但也从事语法研究、汉字改革；作为诗人，他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作为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他还客串翻译，出版过《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及《法国短篇小说集》；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民谣，编纂《中国通俗曲总目稿》；他甚至还是摄影家，参加中国最早的摄影社团“光社”，并写有专著《半农谈影》，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刘半农治学半生，最为“出格”的举动，便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其时，身为北大著名教授，前去采访一个名声不佳的妓女，被市井传得沸沸扬扬，但刘却不为所动。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拂去了蒙在赛金花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有后人评论：“……五四那一辈，认真者往往认真过分，只认死理；潇洒者又往往难有所成。像刘半农这样的人物，实在教人无比怀念。”

1934年6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赴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听者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考察途中，刘半农被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回京后耽误了治疗，于当年7月中旬离世。

在众友吊唁的挽联中，以刘半农生前挚交赵元任的最为贴切。多年来，赵刘二人一个作词，一个谱曲，珠联璧合，而今，斯人已逝，赵元任伤感地写道：“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今年74了。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看明白自己？”

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看明白了。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他时，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遗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冯骥才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这么一种全面考察。他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像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 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工作。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等都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摸家底”。十多年过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主持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人称“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

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人们实际上从未认真地论证过：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值得说明的是，当科学家们开始构建人工智能创作模型时，往往从旧有观念中获得最重要的启发。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这种论证存在瑕疵，科学家们据此提出“失忆者假说”。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二次补充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去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经历”是否有限。2006年以来的大数据爆发，为人工智能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过去站在人类个体角度看来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人工智能而言，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例如，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她们都有完整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结果是，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并通过一种变通的图灵测试来检验它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例如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多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时期的长度；通过对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并不能从中体会到乐趣。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摘编自李迪《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