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铁质

刘向民

①乡村是我永远的家园。在我全部的生活中，乡村是最重要的。

②虽然走进了城市，不可能与土地日日肌肤相亲，但我始终以农民的眼光审视乡村。乡村是城市的依托，没有乡村也就没有城市的存在，乡村是城市的母体，城市是乡村的延伸和延续。乡村是狗吠鸡鸣牛哞，是薄薄的晨雾和袅袅的炊烟，一条静静地流淌的小河，茂密的小草尖上晶莹的露珠闪耀着太阳的光彩。乡村的早晨是清新和鲜明的。

③走进田野，就走进了自我。一株株茂盛的高粱、谷子或者玉米，就是我们的兄长。闪着光芒的锄探进植物的根部，根系蔓延，锄的铁质意念就通过异常发达的根系蔓延了整个土地，广阔的原野处处闪耀着铁质的浑厚和沉重，所以我们收获的每一粒粮食、每一季粮食都包含着铁质。铁质沿着血管流动，扎根于我们的每一处神经，我们的脊梁才如此坚挺。

④粮食的存在，使乡村有了存在的充分理由。一茬一茬的庄稼，一茬一茬的人生，在乡村的蓝天下格外亮丽。已经死去多年的大树仍然直直地挺立，黑枯的树干直指青天，乡村中许多的构思和想象缘自树干的启迪。镰刀闪着铁质的锋利，农民的梦想始终与庄稼有关，一头牛与一架犁在土地深处探寻，浑黄或者黝黑的土壤蕴涵着无穷的力量，只要播下种子，幻想就无可阻挡地蓬勃起来了。土地时刻迸发着铁质的响声。

⑤土地养育了庄稼，也养育了整个乡村。乡人们的性格和作为，任何时候都充满着铁质，欢喜时会无所顾忌地畅心大笑，发怒时会打上一架，或者跑到村街上不明不白地骂上一场，悲哀时会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大哭一场，然后又执著地走进田野，走进劳作，一切都毫无遮遮掩掩。嫉恶如仇，旗帜鲜明，高昂的气概和高亢的声音比得过任何烦琐深奥的说教。他们不怕风，不怕雨，不怕雷鸣，他们饮风餐露，吃得下千般苦，受得住万般罪，他们常说“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受不了的罪”，年景的丰歉和日子的辛苦都是岁月的点缀，他们从不怨天尤人，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沿着太阳的方向走进田野，走进庄稼地里，走进乡村深处的每一个细节，使乡村的每一刻都充充实实和铿锵有声。哪怕只是一声劳动的号子，也如雷鸣一般响亮；哪怕只是向前迈出一步，也如山一般稳重；哪怕只是一个耕或者种的手势，也都是乡村的经典动作。乡村，处处铁质，铁质处处。

⑥乡村是农民的部落。城里人已经厌烦的事情，乡村还在喜欢或者也早已厌烦，喜欢的是一种没有丢失的乡村质朴，厌烦的是曾经生活在乡村里的城里人的矫作。城里人始终也在吃着乡村的粮食，但缺少了乡村的铁质。铁质似乎已被城里人丢失殆尽。我们是否要寻找乡村的铁质，使乡村铁质在城市里闪烁，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⑦乡村是我们生存的依托，也是城市生活的依据，没有了乡村就没有城市。是否有人为城市的一天天的侵占乡村沾沾自喜呢？如果缺少了乡村，缺少了乡村铁质，我们将会更加颓废，城市也将因此而变的莫名其妙地失去方向，因此，不论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里的人们，都不能忘记永远的乡村铁质，它是我们永远的支撑，我们永远的方向。

试论莫泊桑小说的戏剧性

张介明

脱胎于神话和史诗的西方小说，从来就与戏剧有着天然联系。叶芝曾说：“一切艺术分析到最后显然都是戏剧。”我们从莫泊桑的小说中的戏剧性就可以看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审美理想在叙事方式上的反映。

莫泊桑小说的戏剧性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的结构上，莫泊桑小说一开始往往有一个戏剧式的序幕作为引子。《羊脂球》的“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军队零零落落穿城而过”，《米隆老爹》中男主人公因眼前的葡萄藤触景生情，想起了十几年前被敌人枪杀的米隆老爹......都是引子类的开场白。紧接着引子的则是“戏”的开端，旨在介绍人物所处的环境、社会地位、阶层，为随后切入正题做准备。如《羊脂球》就是一幅普军进城前夕法军溃败的典型背景，整个城市到处弥漫硝烟和恐怖。戏剧的矛盾冲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一辆马车十个人，其中诸如绅士、商人、民主党人、修女、贵夫人这样的上流社会的精英，和来自社会底层的妓女羊脂球在车至多特镇发生了冲突，前者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劝说羊脂球对普军军官的非礼要求就范，他们的自私虚伪暴露无遗，而与此同时，羊脂球的善良、沉着、自尊和爱国精神也在比较中凸现。

这种矛盾冲突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结”：“指故事开头至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之前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而接下去就是“指转变的开头至剧尾的部分”的“解”。限于篇幅，莫泊桑的小说中的“解”都迅速而又简短。《羊脂球》中以“笨重的车晃动起来，旅行又开始了”一句话，把前夜以大量笔墨描写的那些人费尽心机、赤裸裸的劝说与含蓄的“滑稽剧”的表演都迅速地了结了，最值得称道的是，莫泊桑小说经常安排一个戏剧式的余音。《羊脂球》最后一幕是重新上路后那些变了嘴脸的正人君子自顾自地大嚼大喝，全然不顾挨着饿的、并因违心而哭的羊脂球，所形成的对比使小说含义深化。

这种在有限的篇幅内情节紧凑，张力突出的结构特点，就是所谓的戏剧结构。实际上小说开始时就故事的本身来说已经临近高潮，到达高潮后又迅速地结束，这种戏剧式结构是小说高效运作的方式之一。

莫泊桑小说戏剧性的另一个特点体现在场景、情节之中，我们知道，尽管十七世纪法国的布瓦诺所提倡的戏剧“三一律”法则，因其束缚剧作家的手脚，从面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诟病。但对有赖于舞台表演的戏剧来说，“三一律”还是包含着较多的合理性。而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也在高度凝练中契合了戏剧的集中要求。莫泊桑的小说一般人物不多，且由一个主要任务按单一的情节发展反映一个主题。除了《一生》《俊友》等长篇小说外，他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一露面性格就基本成型。他无意在情节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如阿契尔所说，小说家放弃“用增长或者衰退的方式来描绘渐变的方便，那么他就是放弃了他天生的权利，而去侵占了剧作家的领域”。显然，莫泊桑在小说中不着意渲染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借用戏剧的手法。爱·缪尔曾说：“戏剧性小说中，场景之所以孤立的原因是极为明显的，只有在一个完全闭锁的舞台上，它所描绘的冲突才能必然地发生，发展和终结。”著名的《羊脂球》堪称其小说中场景集中的典型。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身份而又处境迥然有别的十个人，要不是战乱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即使在战乱期间，倘若不设置一个逃难的情节也很难呆在一起。从取材角度讲，一辆马车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纷繁复杂的社会的一个切片；从场景安排上讲，一辆四匹马拉的驿车，就是一个小舞台。这种巧妙的构思委实达到了戏剧浓缩、集中的舞台效果。

莫泊桑小说的戏剧性还显示在对行动、突变、巧合等戏剧手法的运用上，我们不清楚莫泊桑是否研究过戏剧，但他与友人合作导演过三幕风俗剧，至少说明他对戏剧并不陌生。而戏剧中的突变、巧合得以构成，本质上是与符合人物性格的行动分不开的。

至于“巧合”，本来似乎是戏剧的专利，因为它是创造戏剧性的重要手段。如《十日谈》中费得里哥的故事。自己心仪已久的女人一朝来访，费得里哥自然受宠若惊，唯恐招待不周，但苦于家徒四壁，只能忍痛把自己心爱的山鹰杀了招待对方；殊不知对方就是为了找寻山鹰而来，所以当费得里哥把煮熟的山鹰端上来时，人物的情感陡增波澜，这正是所谓的戏剧性效果。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中的梳子和表带都与山鹰同义，莫泊桑《项链》中的项链也有类似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前面两例都是所谓“反巧合”，即巧合的巧合，人为的痕迹很明显，而莫泊桑所用的则是自然的巧合。

莫泊桑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学样式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用叙述作为自己表达的主要方式的小说，在近代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文体，实在是广收博纳，尤其是“吸收、汲取了戏剧的养料之后的结果。”

社会情绪及其治理是当前中国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学者的论述和相关部门的报告中，社会情绪往往被描述为流变的、非理性的，因而需要对其进行监测、引导和规制。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审视如何有效认识和管控社会情绪，不仅是当前相关部门感到棘手的现实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社会情绪的基本出发点。而笔者认为，社会情绪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

社会学家罗斯在《社会控制》中强调了社会控制的规范属性，即社会控制是对越轨行为的制裁。在社会控制的传统定义下，人们通常将法律、宗教戒律、习俗、礼仪视为社会控制，并且习惯性地将社会控制与强制权力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控制远不只是人们所熟悉的权力机构实施的控制，诸如社会舆论、群体情感等也都是社会控制的有力方式。前者属于正式的社会控制或者“硬控制”，后者属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或者“软控制”。

在社会互动中，人们善于利用情绪对他人施加影响，通过情绪控制他人，以使特定行为发生或得以避免。正如杰克·吉布斯对社会控制的突破性定义所言，社会控制是一方相信公开的行为会增加或减少另一方行为改变的概率。一方的情绪也会对另一方的行为产生影响，正是情绪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的核心要义。稚童通过哭泣让父母满足自己的要求、父母通过怒目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妻子通过赌气让丈夫妥协，类似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在群体行动中，行动者激昂的情绪可以帮助他们吸引社会组织和媒体的注意力，从而对后者施加影响，这同样是情绪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一种体现。当然，不管是消极的情绪还是积极的情绪，都是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与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相比，情绪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显得冲动、没有计划性、不需要复杂的技巧，但看似感性的情绪表达其实有其实践理性、遵循着模糊的实践感，比如情绪的持续时间、强烈程度与社会空间、社会时间、互动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上下垂直距离、文化距离等）密切相关。不难想象，陌生人之间的情绪表达与熟人之间的情绪表达、个体之间的情绪表达与组织之间的情绪表达、私人领域的情绪表达与公共领域的情绪表达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差异有多大，其共同特点在于通过情绪获得控制力以影响对方的行为。

显然，将情绪视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有助于我们对诸多社会现象的产生机制以及社会行动的内在逻辑获得新的理解。例如，为什么作为一种情绪的气在冲突中极为常见，为什么诉苦成为社会动员的一种重要方式，为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为什么舆情民意能够影响司法审判。

将社会情绪视作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不仅为我们理解社会情绪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相关部门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维。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社会情绪未必就是攻击性的、破坏性的；作为一种获得关注和控制力的方式，它可以是建设性的。对社会情绪的硬管控很可能会激化社会情绪，升级对控制力的竞争，对公共领域的理性对话、多元治理产生负作用。相反，若是将社会情绪视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可能资源，有助于丰富社会治理的工具箱、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编自邢朝国《社会情绪：一种社会治理资源》）

清明时节说祭祖

刘余莉

（1）“文化”一词在古语中由两个字组成：“文”，即文字、文章、礼乐、曲调等；“化”的本义作“教行”解，即人因受教而在气质上发生某些变化。“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

（2）《孝经》中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古人对礼所起到的“以文化人”的作用最为重视，如《论语》中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治理人心的措施之中，没有比礼更为急迫的。古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礼。《礼记·祭法》记载了圣王制定的祭祀原则，祭祀是为了通过定时举办纪念的礼仪表达对先祖以及有功于国家的人物之恭敬与感恩，教导人不忘本。如“親”字的“目”字不能封严，意为“亲不闭目”，这既是对父母长辈的祝福，希望父母健康长寿，也是想到父母祖先察看着子孙的一言一行，所以要心存敬畏，即使独处一室，也不能做缺德事，令父母祖先蒙羞。

（3）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身教胜于言教。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的父母、老师过世了，又如何以身教教导儿女、学生孝顺恭敬呢？那就要通过祭礼。所以《礼记•祭统》说：“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这说明，君子的教化必须从根本上教起。而能够把孝顺之心体现到极致的就是祭礼。在上位者能够定时追念他的父母祖先，在下位者才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孝敬。而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因此，祭祀不仅是教育，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始基。

（4）在各种祭祀之中，祭祖“以文化人”的教育意义最为显著。一个人对自己的祖先都能念念不忘，对于近在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顾、不孝顺的道理呢？

（5）祭祖要依时依礼，追念祭祀。古人按照时节的变化祭祀祖先，清明和冬至的祭祖最为隆重。在古代的祭礼中，对何时祭祀、祭祀的频繁程度以及如何祭祀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在《礼记•祭义》中，记载了祭祀之前、之中、之后的礼仪。古人看一个人斋戒时的恭敬程度，就知道他思念亲人的程度了。

（6）祭祖除了要“依时依礼”，最重要的是要有内心的诚敬，做到“毕诚毕敬”。祭祀源于人内心对父母祖先的感念之情。祭礼能长存孝思，培养人的恭敬心和不忘本的厚道情谊。人心厚道，懂得见得思义、知恩报恩，社会风俗自然就变得淳厚，而不是见利忘义，忘恩负义。

（7）祭祖除了这些礼仪，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昭述祖德，以此传承家风、家道、家文化。古时庶人虽没有庙，但是家家户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的牌位。每到祭祀的时候，全家族的人被召集在祠堂之中，听讲祖先的德行。东汉太守杨震有不收“四知财”的德操，教育杨家的子孙秉持他的廉洁作风，以至杨家后代出现了“四世三公”的盛况。

（8）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教育，早在家庭之中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祭祀还成为道德教育的机会和场合，培养了对家族的责任感和承传家族文化的使命感。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