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从语文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感受一下语文教学中的三个主体（编者按：文本和师生）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语文教学活动中的文本，实际上是人类的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它是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的创造，体现的是他们的创造者的主体意志和思想愿望，他们对于他们的创造物是有主体性的。我们要感受和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是从它对我们现实人的直接使用价值来判断、衡量，而更应当从他对当时社会、当事人的作用和意义来衡量。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种遗产的本身，更是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过程。一代代的人要得到更迅速的成长，是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摸索和创造的，而必须首先了解过往人类的创造成果和创造过程。在从事各项具体社会事业的社会成员则需要掌握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要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了解和掌握有关的文化遗产，以具体的从事各项事业，他们在这种文化传承的关系中更接近语文教学中的学生的位置。这也就有了社会文化中的三个主体的关系的问题。

这三个主体是有差异、有矛盾的。创造者的主体性假若压抑了现实社会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古代文化的创造者就被神圣化了、绝对化了。在这时，现实的人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俘虏，文化遗产表面上得到传承，但一代代人却失去了古代文化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它所导致的是现实文化的衰弱和现实社会的主体性地位的丧失。

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并不尊重人类的、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不尊重过往人类的创造意志和创造精神，并不想感受和了解这些遗产是怎样被古代人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味根据自己的现实愿望和要求抹杀古代人的创造成果，他们的创造性也是得不到发展的。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以外的所有人的主体性的蔑视，意味着把其他社会成员都置于自己的奴从者的地位，它抹杀了古代人对于自己创造物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压抑了接受者的主体性地位。这正像一个教师既不想切实的感受文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承认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的地位。这时，社会表面上很繁荣的文化，知识分子编织着五花八门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却不是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与别人对着干的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你说向左我向右，你说向右我向左；你讲唯物我唯心，你讲唯心我唯物，其实他自己是什么思想也没有的。

但是广大社会成员的主体性也不能无视人类文化遗产的创造者的主体性，不能抑制和窒息的现实社会，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这时，整个社会陷入愚昧和盲目，否认知识、文化、历史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把狂妄当个性，把蛮干当创造，把迷信当信仰；整个社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盲目状态。

以上这三种社会状态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历史的教训。

（节选自王富仁《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同时坚持三个主体性》）

名人故居的多少是一座城市历史悠久和文化厚重程度的标志之一。重视历史名人的遗迹，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诗经•甘棠》就留下了“棠荫”、“棠树”等词，专指曾有名人流连并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保护这些地方的原貌，使之不因时间流逝而毁弃，不仅让后人感受到我们文明长河的久远，而且还能形成一种文明氛围，让仰慕文化的人们产生对这个地方的敬仰。

当一个参观者步入一所文化名人故居时，仿佛重新翻开了一部丰富厚重的历史书籍，这部史书默默无声地向每一位到那里参观的膜拜者叙述着名人们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以及历史功绩。展柜中的各种陈列品、被时间侵蚀的房间，无不打上历史的印迹，可以说名人故居营造的特殊人文环境是某一特定历史的缩影，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等待着参观者去体会去领悟。

在一些人眼里，所谓名人故居就是些历经苍桑的几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而已。殊不知，少了一个不见得占了多大地方的“破烂”，可能就少了一个文化符号，就少了一个成长的痕迹。应当看到，当现代城市建设愈发趋同之时，开始比拼的、能够增添魅力的则是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名人故居就是重要标志之一。莎士比亚故居、托尔斯泰故居、鲁迅故居留给后人的是独特的文化回响，它们是世界宝贵文化无法复制的遗存，生动、写实的记录着特定时代的文化魅力。

同时，故居中的某些用品还有文物价值。故居内部文物包括作品、手稿、照片、相关文件、重要史料、生前用品等，它们承载着名人身上浓厚的文化精神，不仅能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文化名人当年生活的真实情境，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走进名人所生活的时代，更有利于对有影响的名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无论在哪里，每一所名人故居都承载着一段历史，如果能怀着静谧和敬仰的心境，在故居里徜徉，品评旧宅自然风韵，回味名人曾经的历史，这不仅是一种高雅的闲趣，而且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更是多样人文素养的滋润。

在谈到名人故居价值时，冯骥才说：“名人故居大多普普通通，看似平常，甚至狭小简陋，可是当我们得知一种曾经影响世人的精神或时代审美诞生其中，它就变得异样神奇，散发出夺目的光彩了；就像我们在巴黎近郊不足七平方米的斜顶而昏暗的梵高故居里感受到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由此我们更坚定地认为：名人故居的真正意义是，在历史巨人这个特定的生命场中，将他们的精神影响后人。”

北京建都800余年，作为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聚集过无数的名人，他们以各种方式，点缀了北京历史的天空。记录名人生活场景的文化故居也作为难得的文化资源，成为这座古城的精神财富，延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时至今日，很多文化名人故居却面临严重的问题。

居住在北京的名人可谓群星璀璨，而目前有幸挂牌保护的故居却甚少，与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极不相称。名人故居普查数据显示，仅东城区、西城区就有300余处名人故居，而目前而已经挂牌保护的国家级、市级、区级名人故居却只有39处。有些名人故居虽然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状态并不理想，需要极大改进。

绝大多数北京文化名人居住的是四合院，大多是砖木结构，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风风雨雨，必然会发生自然的老化而破败不堪。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名人故居后来都变成了多户合住的院落，在旧城改造和拆迁中，大多数四合院包括保护院落逐渐消失了，四合院中的名人故居当然也不能幸免于难，院落内部格局遭到破坏，私搭乱建现象比较严重，拥挤不堪，杂物满地，昔日的名人故居，已经沦落为破旧的大杂院。

故居内部文物包括名人的作品、手稿、照片、生活用品等，这些文物是名人故居最大的价值所在，能够更全面的表现文化名人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北京名人故居由于房屋质地和格局以及后来的变迁等问题，很多文物的保存并不尽如人意。另外，相关部门没有对故居进行完善的保护开发，导致展示空间小，展品少，内容比较单调，管理者也大多只是看摊，陈列的方式与内容也缺乏新意。

大多数故居都存在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问题。如徐悲鸿纪念馆位于新街口豁口，这里现在是西城区最重要的商业地段，众多的服装店、餐馆、小卖部等形成了浓重的商业气息，使这座艺术殿堂处于颇为尴尬与孤立的境地。一些故居被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之后，周围的商业场所不断涌现，这种商业化气息与故居的文雅古旧之气严重的不协调，破坏了文化名人故居的文化氛围。

名人故居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既可以给我们提供深远丰厚的历史记忆，也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文化动力。名人故居的保护工作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到日程上来。在这方面，域外成熟的保护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俄罗斯政府对莫斯科名人故居充分重视，给予大量资金扶持，派遣专门人才管理。只要名人在这里留下过足迹，都要立牌表示纪念，牌上面注明“某某人曾于某年某月某日某事到过”的字样。在莫斯科，凡是与文化名人有关的建筑，都会被谨慎地保留下来，即使这人仅仅只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几个月，街墙上的人物浮雕时时会映入你的眼帘。俄罗斯绝大多数博物馆都不出售门票，最多也就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参观费用。为了让俄罗斯人能够去名人故居参观，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鼓励年轻人了解和认同国家历史中这些应该被记住的人和事。

在文化遗产保护法建设方面，法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据不完全统计，法国在近百年的法制建设中，便颁布过一百多部文化遗产法，这些法律为法国人依法管理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巴黎的名人故居作为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法律的保护下无疑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与管理。在法国遗产保护工作乃至故居的管理开发上，一些专门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学者的积极参与，确保了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同时也避免了政府部门因缺乏专业知识而给普查、保护工作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富有特色的英国首都伦敦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名城之一，文化名人故居更是英国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被照管维护的极其完善。伦敦街头的文化名人故居门前都挂着一种蓝色的牌子,是受保护的文物，叫做“英国遗产”。它们绝大多数并没有被开辟为博物馆或者纪念馆，里面大多依旧住着普通人，只是加以妥善保护，不准拆除，不得改变外形，还要定期修缮。英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蓝牌委员会”来管理此事，其对象就不限于英国本国，伦敦就为纪念中国的老舍也挂了蓝牌。英国有许多民间组织从事着包括文化故居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们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市场，市场化运作有多种方式，最为常见的就是将文化遗产产业化，通过观光赢得效益，经费较为充足，管理开发情况也比较好。

木质高楼有望扎根中国

城市常常被人说成“水泥森林”。而在上海世博园，展示着城市的另一种生长形态——木结构建筑重归林立的楼群之中。专家表示，未来中国城市中可能将崛起超过7层的木质建筑，城市不再是“水泥森林”。

位于世博园C片区的挪威馆由15棵巨大的“树”构成，从5米到15米，高高矮矮的这些 “树’’都有抓地的“树根”，都伸展着4条“枝干”托起顶篷。不约而同，瑞典馆、加拿大馆和温哥华案例馆等，也采用了木结构。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 一座全木结构的小学在都江堰向峨乡破土而出，让木结构建筑再次进入视线；作为木结构建筑鼻祖的中国，在这一领域停滞20年后开始复苏。

欧洲木业协会主席索德安介绍说，除抗震性能强，木结构房屋建造中会和矿物棉一起混合使用，房子会呈现非常好的保温性能。尤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再生材料，由于木材能吸收二氧化碳，木结构建筑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我国当前的建材消耗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材所副所长赵霄龙博

士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中国建筑每年消耗的铁矿石超过3亿吨，石灰石4500万吨，排放；氧化碳将近4亿吨，“木结构建筑在中国比例很小，大概为1％左右”。

木结构的先天环保优势并不意味着复兴之路平坦。最大疑问是，木头从哪里来?中国已

经是一个林业资源匮乏的国家，再推广木结构建筑，是否会让 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确实，中国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6，人均木材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8。不过，假如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现良性循环并非不可能。瑞典等北欧国家早年也遭遇过乱砍滥伐森林的惨痛经历。在吸取教训后，瑞典法律规定，在砍伐一棵 树之后，需要种上两棵甚至更多新树苗。

此外，木结构房屋还面临着一个土地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在大城市中显得不那么实用。对于这 一点，欧洲的先进技术似乎可以提供借鉴。索德安透露，欧洲纯木材建筑现在已经能建到9层，而如果采用混合结构住房，最高已做到16层。所谓混合型结构，就是指承重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外墙、屋顶采用木结构。中国新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也有望在年内出台，相对于现行《规范》只允许建3层以下的木结构建筑的规定，修编以后，混合型的木结构房屋标准有望达到7层。

在木材处理方面，如今的木质建材也摆脱了以往易燃、易损的形象。通过喷涂阻燃药液，

木结构建筑物的延烧性得以加强。在经过干燥、防腐防蚁、集成等先进技术加工后，木材可以广泛应用于住宅、体育馆、桥梁等木结构建筑、 日本每年有45％的新建建筑为木结构建筑，这和建材技术演化不无关系-中国专家也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身国情的木结构复兴之路——赵霄龙透露：“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基复合人造板的生产国，而且利用秸秆生产 板材的技术也正在成熟。麦秸定向结构板、零甲醛秸秆生态板等十分适合作为木结构建筑的材料。”这对于年产秸秆量超过7亿吨的中国，无疑是个福音。

(选自2010年10月22日《环球时报》)

材料一：

不久前的故宫“特展”，曾经万人争睹宋代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即便是幸运的观众，也往往需要排队五个小时，才能看上匆匆五分钟，而电视片《国家宝藏》中，由“护宝人”画家冯海涛、非遗传人仇庆年和演员李晨演绎的《千里江山图》将你看不到的故事细细还原，一下子让国宝“活”了起来、“近”了起来。浩荡图卷背后，隐藏着十八岁画家王希孟的拿云才华和生命迷踪，缥缈着“不会为君、什么都会”的宋宗对江山永固的一厢情愿，游移着媚上嫉贤、蠹食国运的佞臣蔡京才高品低的闪烁眼神……我们不但从山重水复的缝隙张望到先人背影，更目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制作唯一传人仇庆年荒野寻石、陋室研磨，探索朱砂、石青、石黄等目迷五色、“千年不腐”的秘诀，还可见证中央美院的海海经年累月、耐住寂寞，一重重上色复制十分之一的《千里江山图》……

（摘编自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国家宝藏》之所以成功，在于其打破了传统的文化节日围有思路，敢于创新，采用了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讲述方式。《国家宝藏》采用了情景剧的方式，“演活了”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节目中引入了一系列与文物有关的人物，向观众表现了他们对文物的情感与思考，才让这一节目更加打动人心。比如节目请到了74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仇庆年现场演示，除了让观众更清楚地了解古代绘画颜料的制作难度以外，老人独自去深山老林里寻找能作为颜料的矿石等故事，更让人感受到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老中青三代故宫志愿者的亮相，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的虔诚和敬业。这让我想起曾让亿万人关注的《舌尖上的中因》，在展现食物的美味之余，也讲迷了与之相关的人的故事：厨师对美味精益求精的追求、地方特色美食背后的人情故事、一场家宴中的亲情与乡愁，也许比食物本身更加打动人心。

（摘编自2017年12月13日《广州日报》）

材料三：

以国宝为题材的节目并不新鲜，《国宝档案》《鉴宝》等都是佳作，但与前作不同，《国家宝藏》首次将高冷的博物馆呈现于综艺舞台，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

《国家宝藏》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打出“让国宝活起来”的口号。所谓“活起来”，就是让国宝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第一期故宫博物院播出后，能迅速获得观众认可，和明星化身历史人物出演“小剧场”密切相关。在第二期节目中，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古乐《茉莉花》，钟磬齐鸣，华夏正音流淌，仿佛让人穿越千年。

（摘编自2017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国家宝藏》把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两种形式融合运用，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节目首次融合了综艺、纪录、戏剧多种艺术形式，讲述“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化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文物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起来。

文物真正让人动容的核心，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86万余件文物，选哪三件参与节目？应该是那些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结合体，更能传递出有益于当下的文化内涵。最终，我们选择了《千里江山图》卷、各种釉彩大瓶和石鼓，这三件文物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三件国宝站在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所铸大国梦想的历程，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才愈发坚信，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将继续创造和延续伟大的中华文明。

（摘编自201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