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车。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脚……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搬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我家没有花盆，她抬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令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本文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760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公元1236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__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状元出身,笔力当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笔墨,正不知有凡几。只是,真正配得上他760岁生命的,则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1279年,农历正月,他已兵败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军的押解下,云愁雾惨地颠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倾翻了宋朝的龙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无一丝一毫的张皇,在这生与死的关头,他坦然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存亡。但见,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出,落纸,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从他的生命摄取更多的光华;社会还要从他的精神吸收更多的钙质;盘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长江和黄河,渴求更壮美的音符。一句话,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于是,同年十月,他就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对于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以往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A．由于数字化记忆的发展，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发生了反转，记忆变得更加容易。

B．人的主体身份所以被数据化，是因为个人信息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太高。

C．“被遗忘权”和“隐私权”的提出都是为了对抗大数据，不过前者更积极一些。

D．我们要对抗数字化记忆霸权，就要成为数据控制者并构建他人的数字化记忆。

红蓼花开

王照祥

①那年头，村边稻场上的傍晚格外热闹。妇女们边收拾锅盘碗盏，边唠着家常。男人们摇着蒲扇，话着庄嫁收成或天南地北。孩子们追逐游戏，欢笑声叫喊声荡漾在稻场上空……

②月亮西斜，清辉如水。贪玩的孩子，劳累的大人，都已响起了鼻息声。母亲们轻吟着眠歌，熟睡的婴儿发出几声梦呓，像鱼儿吐出的水泡声一般。月下的稻场犹如安静的池塘，稻场四周，明灭着几堆烟火，袅袅升腾起几缕青烟。

③那是隔年的红蓼发出的烟气，有点辛辣，蚊子闻风而逃。

④红蓼是乡间常见的野草，田间地头路傍，随处可见。春天，红蓼发出几片绿叶，形如菠菜。到了夏天，叶子中间会抽出一穗或数穗白色的花柱。秋风起时，花柱变红，那就是红蓼花开了。我的故乡土地贫瘠，红蓼花开并没有见奇之处。

⑤对红蓼的另一种记忆来种暑假。山坡，池塘，野地，年少的我们上山摘果，下河捉鱼，到处飞奔。不出几日，身上就长了热疮和疱疖。母亲寻来了红蓼，放在石臼里捣烂，热敷到疖子上。一边敷，一边叮嘱我们不要再到野外疯跑了。不几天，疖子烟消云散，我们便又奔跑如初了。母亲们叮嘱如何能锁得住我们贪玩的、奔腾的脚步呢？

⑥而红蓼，委实是太平凡了，平凡得在我长大离家后几乎就将她忘记了，直到我到江心洲工作的时候，再次看到了红蓼。

⑦江心洲的红蓼长得格外蓊蓊郁郁，且有层次。洲堤上的红蓼也如菠菜一样低矮，但越往外滩，就越茂盛，高大，犹如小树。初秋，清澈的沼泽犹如明亮的镜子。沼泽边高大的红蓼们，似乎要争着照镜子似的，挨挨挤挤到水边，摆弄着红色的花柱。顽皮的鱼儿游过来，像要欣赏红蓼的花容。红蓼的花柱挑逗一般轻点水面，小鱼儿便一跃，似要去亲吻红蓼。红蓼则轻巧地把花柱挑起，小鱼儿扑了空，落入水中，在水面砸出圈圈涟漪，摇摇尾巴游走了。绿叶发出哗哗的笑声，生成江风，轻摇着红蓼丛中的渔船。

⑧渔汛季节，渔船常常钻进了江边的红蓼丛停歇着，汲取沼泽地的清水做饭，等待着出江打鱼的时机。红蓼丛俨然成了他们的家园。江心洲上的居民十家九姓，或是当年为逃避战火移居而来，或是流浪的船民定居下来。近年，洲上人家青壮劳力悉数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带着没办法跟父母外出的孩童，艰难地耕种着土地，还有一些谙熟水性、不舍长江的渔民。

⑨六、七月，是长江最为活跃的日子。几场瓢泼大雨过后，洪水抹平了外滩，江流直抵到屋脚。洲上的人们每日走到大堤上，密切注视着雨情水情，几乎到了恐惧的极限。在大水中从容的是白杨树，它们挺拨着身躯，立在水里，向人们传递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从容的还有洲上那些经见过各种危难的老人们。

⑩老人们说，等吧，等红蓼花开了，红蜻蜓飞来了，水就退了。

⑪于是，我们天天盼着红蓼花开。外滩的红蓼在水中拼命地露出头，慢慢变得葱郁起来了，又渐渐地，叶子中间抽出了一穗或数穗白色的花柱，江中的洪流似乎也不那么发鼓了。

⑫忽然有一天清晨，洲上的人都涌到了江堤上，看红蓼花开。是的，红蓼花开了，白色的花柱一夜之间开成红艳艳的了。大片的红艳艳的红蓼像一条丝带，沿江堤伸向远方，犹如天上仙女的飘带凌空划过，生生阻断了那涌过来的浑浊的江水。天空中忽然发出嗡嗡的声音，一大片蜻蜓——红色的蜻蜓——飞来了，仿佛天边飘来的祥云。

⑬红蓼花开，蜻蜓变红，大水老了，洲上人说。是的，大水老了。自此，洪水一天天落了下去。红蓼，从此真正植入了我的心田。

⑭老人们说，红蓼，是一种通了神的花草。

⑮其实，大地上的花草有哪一株不是通神的呢？她们，看遍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读透了世上的沧海桑田，却依然淡定如斯，花开花落，一岁一枯荣。

（有删改）

材料一：

哪怕选择纸质阅读的人越来越少,实体书店仍有网上书店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卖书,实体书店还可为人们提供休闲、社交以及知识交流传播等生活乐趣。我们看到,新开的大型实体书店多数进驻购物中心、大商场这些人群密集场所,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雅致的阅读空间,也提高了商场的人文气质。许多商场都给书店开出了免除场地租金的优惠条件,他们看中的就是实体书店的高附加价值。

政策扶持与鼓励,也是实体书店行业整体回暖的重要原因。日前,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设体系。还明确规定,在城镇新建社区商业和综合服务设施中,为实体书店预留经营场所。

实体书店的回归,并非简单重复过去的经营模式,而是在新的市场与政策环境中,找回了自我定位。实体书店存在的理由,不仅在于提供书籍与知识,还在于其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逐渐融入了都市生活的新场景。

(摘编自《实体书店不可替代:已渐融入生活新场景》,2016年7月13日中国青年网)

材料二：

引入商业活动,增加多元体验,扭转了实体书店“明日黄花”的命运,也让不少人重燃对实体书店的兴趣,这固然可喜。但是,一些书店商业氛围浓厚、过度追求形象包装,力图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个拍照的“景点”,却让书店真正的主角“书”,逐渐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因为“书的在场”,实体书店蕴含着精神性和人文性,打开着人们的想象空间,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体验。而这样的文化内核正是一家书店的“灵魂”。今天,北京24小时开放的三联书店,深夜仍有人灯下展卷,可称是首都的一个精神地标。

当然,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书店仅靠卖书的利润可能难以覆盖不断上涨的租金和人力成本,所以我们并不苛求所有实体书店都只做书的生意,而是希望其在商业经营的同时,也能守住人文精神的根本。诚品书店的创办人吴清友曾经说过:“没有商业,诚品不能活；没有文化,诚品不想活。”今天实体书店的发展,可能正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文化自觉”；而我们这些走进书店的人,也应该更多地怀揣着一颗阅读的本心。因为书店的文化厚度,其实依赖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的厚度。

(摘编自《“书的空间”当有人文内核》,201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期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纸质书实现了连续三年销售册数8%-10%的增长。据成都市文广新局统计,今年年初,成都市的实体书店已经达到了710家,而且还有不断上涨的趋势。如今,国营书店、大型连锁书店、独立书店,遍布成都的各大商圈和生活社区,24小时书店成为夜晚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目前书店的图书销售额占到营业额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咖啡和茶水的利润最高,基本能覆盖书店的所有支出。”琦竻不打烊书店的店主罗竻说,虽然书店刚开业半年名气不高,但目前还没有亏损,他打算带领书店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制作上更有创意,但盈利的重心仍然是饮品。

“关于独立书店的复苏,我们还不能太乐观,现实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罗竻表示,随着近几年国家对全民阅读习惯培养的重视,他相信未来的形势会越来越好,但由于目前国内图书价格偏低和网上书城打折促销活动盛行,对实体书店来说,盈利仍然是比较困难的。

(摘编自《国内书籍销量连续三年稳增10%,实体书店还好吗?》,2017年11月5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