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学是贯穿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提到天人关系，人们就会想起“天人合一”，认为它是最恰当的表述。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天人合一”出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按其思想体系，这种提法其实是“天人感应”论的一种表述，认为天、人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联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这明显带有天命决定论的色彩。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天”的认识，大概始于夏、商时期。从西周时起，“天”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天命、天神，一种是自然界的天体。以《周易》的经文为例，其中有些对“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体、天象，但多数是关于天命、天神的记载。至于西周时的重要政治文献《尚书》，其中“天命”一词比比皆是。这种状况到春秋时期才发生变化，出现了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观点。

思想上的这种变化，首先见于兵家著作。齐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说的“天时”，指阴阳、寒暑四时等自然现象；“地利”指路途远近、面积大小、形势险易、环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孙子兵法》认为，军事家运用好这三个方面，才能取得战争胜利。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为重要。我国古代重人事轻天道的理论于战争实践，同时又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因此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产物。

孟子之后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学则认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观点，这和天命决定论大异其趣，将古代的天人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荀子本着孔子的思路，寻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没有生命力的单一。荀子探讨天人之学的名篇《天论》，把这个道理阐发得深刻而清晰。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又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赐，就和天人关系的真实情况想背离。基于上述分析，荀子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意思是说，只有深刻认识了天人之分的内涵，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强调人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进行探索，才产生了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荀子关于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的王充、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等都在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产生了新的思想课题，但天人之学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失去它的光泽，只是变换了形式。

（摘编自张岂之《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雨夜

乔土

夜里十一点钟，老谢的三人小组准时到达了老槐树街。意外的是，老槐树下的那所房子里，张灯结彩，人声鼎沸。

小李往窗外看了一会儿，说：“像是举行婚礼。”

小李说：“不会是那小子吧？我下去看看。”

老谢说：“不用看了，老槐树街5号，错不了。”

小李精神抖擞，正了正大盖帽说：“哈，谢组，咱们行动吧。”

老谢却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动，他点上一支烟，吐了一口烟雾，烟雾在车里打了个转，缈缈飞出窗外，他说：“再等会儿，等人散了吧。”

最后一批客人出来了，新郎新娘也跟着送了出来，房门终于关上了，喧哗也归于平静，三人一下子感到了夜的寂静。

“都走了，”小李和小赵都有些兴奋，“我们动手吧，再不动手天就亮了。”

老谢沉思了一会儿，说：“等天亮吧。”

夜深了，显得异常寂静，小赵把手伸出窗外，忽然说：“哎，这天气，好好的怎么下起雨来了。”他刚说完，雨就突然“哗”地大了起来，雨点连续敲击着车窗，发出“砰砰”的声响，车内也一下子挤进来许多的寒气。

小赵使劲搓了几下脸说：“倒霉的冷雨！我们也不能下车转转，只能呆在车里，怪没意思的。头儿，讲个故事吧。讲讲你和嫂子的故事吧。”

老谢笑了笑，说：“我和她也就那么回事，起初她不同意，因为她老爸，后来她老爸去世了，她就嫁给了我。”

小李忿忿地说：“老人都是死脑筋。”

老谢说：“我说的是她爸同意，她不同意，她爸不在了，她才嫁给了我。”

老谢说：“我刚参加工作时，跟的是黄所长，黄所长有个女儿，人长得漂亮，黄所长一直想让我们俩谈朋友，可他女儿却死活不同意，说当警察的顾不了家，她爸就是个例子。后来，有一次我和黄所长去执行任务，我们按计划分头蹲点守候在街道两头。半夜时分，一个男人搀着一个孕妇着急地出现在我的车前，那个孕妇快要生了，表情痛苦地哭天叫地，而街上一辆车子也没有。男人看见我的车，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扑过来趴在我的车前哀求我送他们去医院。我不答应，他就跪在我的车前拼命地磕头，磕得砰砰响，而他的女人则在一边撕心裂肺地叫唤，让人心里实在不忍。我下车看看远处的街道，没有一个人，我就把女人扶进车里，男人也从地上爬起来钻进车内，我加大油门，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了医院。当我返回现场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嫌犯抓住了，黄所长却身中两刀被送进了医院。在第一人民医院的急救室外，我又看到了那对夫妇，他们的怀里已经多了一个胖宝宝，他们向我致谢，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

“黄所长去世前，我进手术室见他最后一面。老所长静静地躺在床上，他的女儿坐在他的床前。老所长已经说不出什么来了，他只是看着我，连眼睛都没眨，他的女儿走过来，和我站在了一起，他仍然没有一点表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心里恨我。

“后来，我结婚了，妻子就是黄所长的女儿。对黄所长的牺牲，我很是自责，他的死我有直接责任，如果我不离开现场，他就不会被嫌犯刺中，而妻子却说我做得不错，面对那个孕妇，是人就不能置之不理。而这，正是她决定嫁给我的理由。”

车里陷入了沉寂之中，车外的雨声却更大了。

雨不紧不慢地下着，仿佛永不会停止。

老谢却睡意全无，他盯着远处的老槐树街5号，那里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老谢却一直盯着，不敢有半点马虎。

雨似乎停了，雨滴的声音少了许多。老谢轻轻推开车门走下去，却发现雨并没有停，只是下得小了一些。后半夜，风雨更寒凉了。老谢紧了紧衣领，快步走到不远处的一棵树下，在树下，他拿出一根烟点燃了，吸了起来。

东方的天空上露出一丝亮色时，雨也停了。

老谢看看远处，老槐树街5号的窗户上已依稀可见一丝暗红色，他咽了一口唾沫，举起手“砰砰砰”地敲了几下车窗，两个睡梦中的年轻警员挺身坐了起来。

“天亮了？”小赵一下子睡意全无。

“我们行动吧！”小李摩拳擦掌。

老谢在前，小李和小赵紧跟在后，三个警察一起向老槐树街5号走去。

(《光明日报》2018年11月02日14版)

①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②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要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是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③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我们不妨借三个人的话来表明这种差别．“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一一这是唐人的话，认为“通变”比“复古”来得重要而且比校稳当。“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一一这是宋人的话，已经让古人作了主去，然而还努力要“合”中求“异”。“规矩者方圆之自也，即欲舍之，乌乎舍？……乃其为之也，鲜不中方圆也：何也？有必同者也”，“曹、刘、阮、陆、李、杜能用之而不能异，能异之而不能不同”一一这是鄙薄宋诗的明人的话，只知道拘守成规，跟古人相“同”，而不注重立“异”标新了。

④***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这个危险倾向在宋以前早有迹象，但是在宋诗里才大规模的发展，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通的空气压力，以至于罩盖着后来的元、明、清诗。我们只要看六朝钟嵘的批评：“殆同书抄，”看唐代皎然的要求：“虽欲经史，而离书生”，看清代袁枚的嘲笑：“天涯有客太冷痴，误把抄书当作诗”，就明白宋诗里那种习气有多么古老的来头和多么久长的后裔。

-----节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