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着大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 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把“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 而作为“诗云”的《诗经》，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 ——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的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它确实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起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

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人的喉咙发音长短、高低，与人的呼吸有关。人不能不喘息，发音也就不能不间歇，语言也就不能不有所停顿。在说话时，不一定必到意思完整时才作停顿，而是在气力不能继续下去处即作停顿。在习惯中，语言完整处的停顿固然叫作“句”，而气力不济处的停顿，也叫作“句”，有时候后者被应用的次数，还远远多于前者。习惯有“上下句”之说。凡说到“上下句”，即意味着仅仅一个“上句”还不够，而须有“下句”接配才算完整。虽然如此，但绝不能因此便断定那个“上句”不算一“句”，或说不叫作一“句”。顾名思义，既叫“上句”便是承认它是个“句”，只不过“上”而已。而五代时王定保在《唐摭言》卷六中记牛僧孺一事。牛携所作文章谒韩愈、皇甫浞。“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大欣赏之。”韩愈所说的拍板，当然不是仅指木板工具，而是兼指木板所具有的作用。而牛僧孺所答，则是侧重指其作用，也就是指拍打的节奏。音乐的节奏既可名为“乐句”，那么语言的停顿，又有何不可称为“语板”？我们知道，音乐有板有眼。有板板连接的，有一板一眼的，有一板二眼的，有一板三眼的，都不出乎四拍。虽有的是五拍的，如昆曲常在三拍处叠一拍，这与军乐鼓点相同，但那紧叠的两拍，实仅占四分之一，合其前后，仍是四节。

为什么四节为止？从生活实际说来，再多就接不上气力了。人的气力有限度，那所发出的声音也必与之相应。我们反观汉语的现象，一个停顿之前，即一句之中，无论字数多少，都会在快慢速度上加以调剂，甚至切成几逗。即使争吵，仔细去听，总有节奏。

节拍并不都与字数相应，念着容易上口也容易记忆的歌诀之类，最少的是三字句，如《三字经》。其次是四字句，不但“关关雎鸠”“天地玄黄”通行不绝，试翻开现在所编的许多《成语词典》中的若干成语，都以四字的为多。五言、七言更是诗句的常态。六言是两个三言成三个两言，八言常是两个四言。拍着板来念，快慢随人，但俱不会多到四拍以上。至于九言诗句，有二七字的，或四字五字的，都是复合句，并非真九字句，而且读来麻烦，作者也少。不难理解，费气力的，行之必然不广。骈文以四言六言递相交替，又重叠又变化，念起顿挫流畅，所以曾流行千年，至于没有固定字数的散语句子，在说话和诵念中，也有轻重疾徐。常见初识字的小孩或识字不多的成年人，拿着报纸，每字平均力量去念，听者常会发笑。因为他们失却了句中的板眼，更不论句间的抑扬了。所以散语的句子，包括文言的或口语的，无论多么长，都必有中间的顿挫。

（摘编自启功《汉语现象论丛》）

喜欢读沈从文

①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这也许是他的由衷之言。他一生的命运，均与美的追求相关，为了这种追求，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②正是为了追求美，他自湘西凤凰古城走出，一无学历，二无靠山，三无显赫声名，只身闯入陌生的北平古城。那年他20岁，住在湖南会馆的一间潮湿小屋中，冬日严寒,他用冻肿的手写小说。这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找沈从文。”“哎呀，你就是，原来这么小。”这人是郁达夫。因为看过报上他的文章，特来看他的。郁先生领他去餐馆吃了“葱炒羊肉片”，回来，将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零钱留给了他。沈从文感动得“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③这个小故事得自黄永玉先生的一篇文章，它深深感动了我，为我揭开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这奇迹的序幕，也使我窥见了他善良温和品格的影子，以及老一辈作家对待后来者深情关怀的感人细节。而沈从文在成为“大作家”之后，对待后来者，对待每一个年轻人，包括素不相识来访者的那种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亲切与慈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④对此，我有亲身体验。

⑤那是1981年5月，我去北京为《海鸥》月刊约稿，拜访几位曾在青岛住过的老作家，其中便有沈老。没有人引荐，事前无约定，便贸然叩开他的门。那是他新迁去的居所，并不宽绰，小小的厅，摆着张方桌，他正坐在桌边埋头写什么，原来，是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说、散文选写序。我和同去的刘禹轩兄坐在方桌两侧，听他侃侃而谈。他夫人张兆和沏来了清茶，那茶壶很讲究，与桌上小小的烟灰缸同样精致。这时候，他已高龄，白发稀疏，脸面红润，神采奕奕。除了说明来意，我们几乎没提什么话题，他却滔滔不绝，谈锋甚健。一口湘音，细而快，许多话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那热情，那喜悦感，那亲切如对老友的情绪深深打动了我。这哪像是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简直像是对久别重逢的老友或亲人。当谈到白先勇、金介甫，他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指着壁上悬挂的他与白先勇一起照的相，喜悦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外界有人说，他改行做文物研究是出于自愿，仿佛他对被切断了创作生涯毫不介意似的，从他的这种情绪可以看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由于他是个心地宽宏、性格温和的人，把一种痛苦藏在内心，从不诉之于牢骚，只是独自默默忍受罢了。

⑥沈从文是位多产作家，多产而优质。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他的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情境优美，语言讲究，完全可以作为散文来欣赏，代表作《边城》便有很浓的诗意。欣赏他的作品，我以为可把握的两点是：内容上，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神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形式上呢，则是诗意美的追求。“有诗意还是没有诗意，这是沈先生评价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标准。”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说的。

⑦我读得较多的是他的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这些散文集子，都是以他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而创作的，以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汪曾祺说：“沈从文是一个风景画大师，一个横绝一代、无与伦比的风景画家。”这个评价毫不过分，风景，尤其是水边风景，是他最拿手的。他自己也说，他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在水边写的，却又不限于此。由于他习惯于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他的散文中有着底层人民的情感与生活细节，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况味。《从文自传》就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而且是湘西一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细致、生动、质朴、感人。

⑧在他被夺去了那天才的笔，寂寞多年之后，在他过完了追求美的一生，悄然离世之后，我意外地读到他的一些书信，这便是他夫人和儿子编选出版的《从文家书》。从书信中，我读到了一些更为感人、自然的优美散文，感受到他那赤子之心的人格美。下面这段话摘自1938年他从昆明写给夫人的信：

⑨“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时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宏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⑩我还想抄下《湘行书简》中的一段文字：

⑾“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⑿这便是沈从文，这才是沈从文。他的敏感和感动，是他身上最闪光的亮点，是他的人格美之所在，也是最值得我学习的方面，远远超过他作品的文字之美。

（取材于耿林莽的同名文章）

   任继愈：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节选）

余 玮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且一辈子的研究主要与哲学挂勾。这位中国尚存不多的“国宝”级哲学大师还出任了社科院宗教所的名誉所长。

建国不久，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中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并成为了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兆或序幕。

接受采访时，任继愈说：“***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显得十分“乖巧”，早上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任继愈为人十分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他在学术著作上，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发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