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生育姿势，2017—2021年

注①总和出生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全面两孩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略有下降，而老年人口数量不会有任何差异。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会降低0.5个百分点，而到2050年也仅降低1个百分点，全面两孩政策无法缓解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1世纪后半叶，中国将处于超稳定和超高的老龄化态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35%。从世界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升生育率进而改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往往很难奏效。应对中国的老龄社会，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设计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的框架体系。

（摘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材料二：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失能（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半失能老年人达到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而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各类养老机构有4万多家，但真正具备医疗服务能力的只有20%。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民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文，给出了“医养结合”的时间表——到2020年，所有医疗机构都要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所有养老机构能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按照顶层规划，所谓“医养结合”，指的是通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的有效结合，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其中，“医”包括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具体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养”则包括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三：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20世纪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步入此行列。

由于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和西方居家形态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国家养老对策的共同之处是依赖“社会养老”功能：在社会保障体制中，老年人被赋予了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在福利设施、服务体系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针对老年人的生理情况，采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设计。以美国为例，老年人的居住设施大致分为五类：独立式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养生社区，每一类辅以相应的服务管理体制。亚洲国家中，日本、新加坡等也逐步进入了老年型国家之列。因为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国家一方面汲取了西方社会福利养老的特点，充分赋予老年人优厚的社保；另一方面，基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的延续，他们还致力于开发家庭养老的功能，如提倡和鼓励“多代同居”，例如“两代居”集合住宅和“多代同堂组屋”等。

（摘自《世界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及政策实践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