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丽丽姑娘

陆清时

每次遇到名字叫丽的女孩，我都会深觉这个女孩生来就不受重视，好像就此被打上了平凡的标签一样。

很久以前，在我认识陈丽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陈丽在学业上毫无天分，和我隔着一条过道坐着，支着脑袋昏睡沉沉，永远睡不醒的样子。她的座位也被越移越后，老师们提起她总像面前有只苍蝇那般不耐烦。

高中总开那种要命的家长会，陈丽和她妈妈坐在角落里。两人一模一样的表情，支着头像要睡觉的样子。我妈奋笔疾书记着老师说的话，忙里偷闲还要嘲笑她们：“有其母必有其女啊。”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的嘲笑肯定是有的。

因为走得近，班主任总让我帮陈丽补课，好像不让她拖班级后腿是我的义务一样。有时候给她讲数学题，看她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忍不住来气，我一生气她就跑到楼下小超市买柠檬奶茶、妙芙蛋糕哄我。陈丽的零用钱总是比我多，她做好多副业，比如代借漫画书、代买电影票、代送鲜花。陈丽为这些小本生意忙得不亦乐乎，拿个小账本在我面前算得格外顺溜，还自己发明了一个类似复式记账的记账方法。

成长总会经历些不可预料的意外，而那时候，陈丽表现得异常坚强。她开出租车的爸爸在她高二那年得肺癌拖了半年去世，她拉着我在小区门口呆坐了两个小时就转头对我说：“我好了，谢谢你陪我。”后来我觉得，可能陈丽就是在那个晚上长大的，她把所有因失去而产生的悲伤、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不安都凝结到了一起，转化为对赚钱的热爱，隔壁班有两个女生吃着陈丽大热天跑腿买来的可爱多，还嘲笑她：“你说那个陈丽是不是想赚钱想疯啦。”那一瞬，我有点心疼陈丽。

在我不愿意坐公交出门就打出租的时候，陈丽已经因为给快餐店送外卖而对这个城市的道路了如指掌，陈丽绑一个高高的马尾，光亮的额头上总是一层汗。一小时八块钱的工资，风雨无阻。有几次我问她：“累不累？”她笑了笑，擦擦汗，然后转身就开始忙碌。

高考结束后，陈丽和我都考到了苏州的大学，我学音乐，她念大专的会计专业，时不时她会来看我，食堂的饭菜明明那么难吃，她却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四年的时间里，我忙着谈恋爱，陈丽忙着赚钱。从一开始的做家教、发传单，到之后办兼职中介、办健身教室。毕业的时候我的爱情结束了，工作没有着落。陈丽却成为开店的老板，对于经营生意头头是道。这中间经历的困苦与欺侮，陈丽说起来总是轻描淡写。

毕业的时候，因为在学校毫无成绩，我的毕业履历看起来苍白无力。陈丽鼓励我再怎样也要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陈丽用她那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某某妇产科医院，给了我一场个人小提琴独奏会的赞助。我有些不乐意，谁愿意挂名一个妇产科医院啊，想想就觉得丢人，陈丽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尊严都是自己挣的，那种面子上的自尊不值钱。”

那场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的小提琴独奏会为我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看向观众席的陈丽。她捧着一束鲜花，笑容真诚而欣慰，好像是我替她完成了什么一样。

我忽然想起我们年少时的那张合影，还是在大院子里，并肩站在葡萄藤架子下，穿着新发的校服蓝裙子，一个笑着，一个皱着眉，照片因为有些曝光过度而显得天光格外亮，格外明媚。

我这样望着陈丽，突然想流泪。那是我亲爱的丽丽姑娘。

（选自《2012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一种美味

巩高峰

他清晰地记得，六岁那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当他把一条巴掌大的草鱼捧到母亲面前时，母亲眼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陌生的光。他甚至觉得，他在母亲眼里一定是突然有了地位的，这种感觉在随后下地干活回来的父亲和两位哥哥眼里也得到了证实。

他有些受宠若惊。此前，他的生活就是满村子蹿，上树掏鸟窝，扒房檐摘桃偷瓜。因此，每天的饭都没准时过，啥时肚子饿了回家吃饭，都要先挨上父亲或母亲的一顿打才能挨着饭碗的边儿。

那天不一样，母亲把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母亲终于接过那条鱼时，他忽然有一点点失望，那条本来大得超出他意料的鱼，在母亲的双手之间动弹时，竟然显得那么瘦小。

准确地说，在那之前他没吃过鱼，唇齿间也回荡不起勾涎引馋的味道。他相信两个哥哥应该也极少尝过这东西。在母亲的招呼下，他们手忙脚乱地争抢母亲递过的准备装豆腐的瓷碗。豆腐，是跟年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了。天！为了那条鱼，母亲要舀一瓷碗的黄豆种子去换半瓷碗的豆腐来搭配。隐隐约约地，他有了美味的概念，还有慢慢浓起来的期待。

父亲坐在灶前一边看着火苗舔着锅底，一边简单地埋怨了几句，似乎是嫌母亲把鱼洗得太干净了，没了鱼腥味。这已经是难得的意外了，平日里，父亲一个礼拜可能也就说这么一句话。父亲埋怨时，母亲正在把那条鱼放进锅里，她轻手轻脚，似乎开了膛破了肚的草鱼还会有被烫痛的感觉。父亲笑了笑，带着点儿嘲意。母亲嗔怪着说，你笑什么笑！鱼真的还没死，还在锅里游呢。说着，母亲还掀了锅盖让父亲看。父亲保持着笑意，不愿起身。

母亲拿着装了葱段蒜末的碗，就那么站着等水烧开。

他则坐在桌前，看这一切时他是不是双手托着腮？他忘了。反正所有的记忆都是那条鱼和围绕着那条鱼而产生的梦一般陌生的气息。那天什么活都不用他干，他是这顿美味的缔造者，可以游手好闲。父母的举动让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格。

在豆腐到来时，母亲甚至都没来得及埋怨一下一贯喜欢缺斤短两的豆腐贩子，因为豆腐马上就被切成块下了锅。美味，让他带着很多的迫不及待，还有一点点的张皇。张皇什么呢？鱼都在锅里了，它还能游回村头那条沟里去？不过这种张皇让他有点儿熟悉，在沟里捉到鱼时他也这么心慌来着，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那条沟里竟然会有鱼。

来不及细细回味了，豆腐一下锅，屋子里顿时鲜香扑鼻。他是第一次知道，鱼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新鲜得让人稍稍发晕。在鱼汤从锅里到上桌之间，他拼命地翕动鼻翼，贪婪地往肺里装这些味道。他相信装得越多，回味的时间就越长。

至于那锅鱼汤具体是什么滋味，他倒完全不记得哪怕一点儿细节。因为全家吃饭喝鱼汤的状态都有些鲁莽，只有嘴唇和汤接触的呼呼声，一碗接一碗时勺子与锅碰撞的叮当声，还有一口与另一口之间换气时隐约的急促。

那天饭桌上的气氛也不一样，一家人习惯的默不作声完全没了踪影，父亲开口谈天气了，两个哥哥则说了今年可能的收成。而母亲，只是嘴含笑意，一遍又一遍地给大家盛汤。

最后，父亲说了一句有点儿没头没脑的话，父亲说，三子该上学了。

他就叫三子。如今回想起来，对鱼汤食不知味的原因应该就是这句话。两个哥哥没进过一天学校的大门。现在到了他三子，父亲说他该上学了。该，就是要，快要的意思。他忘了两个哥哥投过来的眼神的内容，他忘了鱼汤是什么味道，他忘了那个晚上的一切细节。

美味？美味是什么味呢？当他终于能背着书包从村头墙角中出来，忸怩地走进学校的大门，他离美味的书面意思越来越近。但是，他知道美味的真正意思并不是之后的上学，仍然是有鱼的那天晚上——

两个哥哥忽然就饱了，先后离开桌子回屋睡觉，可是鱼汤每个人起码还可以盛两碗。他们没解释为什么，也不用解释，地里的活要起早贪黑，否则这种鱼加豆腐的美味只能还是好多年享受一次。父亲愣了愣，恢复了以往不苟言笑的表情。母亲端着碗，出神，她似乎用眼神示意过父亲别口不择言，但是现在她卸去了笑容，朝着屋外黑糊糊的夜空，一直出神。

可是羊要进圈，牛要喂草，猪还要吃食。都这么愣着不能解决一点儿问题。他起身去做，也只有他还有心情做。

坐在灶前添柴火煮猪食时，已经是最后一件事了。把火点着，添第二把柴火的时候，他就抓着了一个黏黏软软的东西，凑到灶前的火光里一看，是那条鱼！从锅里蹦到地面，它显然已经超越了极限。现在，它早已死了，只是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

（本文有删改）

人类衣食住行这类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不同，即使有不同，也没有根本的意义。比如，用筷子还是用刀叉或者直接用手抓吃饭，对于人类的命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主张义先利后还是义后利先，主张人是目的还是手段，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同属一个整体还是与己无关的对象，却足可影响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的命运。因此，这里不考虑作为物质现象的中国文化，而考虑这些现象中所渗透的中国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或者说，中国之道。

中国文化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推崇德性，倡导侍德者昌，侍利者亡，这是我们祖先的信念。我们的先人推崇的那些开天辟地的圣贤，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舍己为人，克己让人，给人类造福，他们都有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牺牲自己，成全众人。被我们中国人奉为文明始祖的人，无论盘古、女娲、还是伏羲、神农、或黄帝、尧、舜，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创造文明，与民兴利，公而忘私，品德高尚。

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种种不足为人道的地方，但是它的文化精神就总体而言是高尚的，是不会过时的，只要人类希冀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的话。中国精神或中国之道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下几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这些中国之道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但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能够复兴的根据。这些理念与西方现代性的许多原则是不相容的，却是人类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现代中国文化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只有建立在这些普适的理念基础上，而不能以已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

当然，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是说只是将这些理念单纯在重申一下，而是要将它们予以现代的阐发，因为文化复兴实际是文化重建，这就需要我们不是把西方文化作为敌对的东西或对立的东西，而是要把它做为助缘。中国之道的理念若是普适的，它就能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就一定会有兼容性。重建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传统文化，而是发展中国文化。

在大多数的农村，作为经济问题的“三农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缓解，但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与文化供给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乡风衰敗”问题严重。农村老年人赌博现象和非法宗教活动等都是其表现。通过乡村文明建设，搞好农民的精神生活，是乡村社会问题，尤其是“乡风衰败”同题的治本之道。

客观而言，“乡风衰败”并非单純的伦理道德滑坡问题，而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根源。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导致家庭难再满足留守农民的精神生活。家庭成员的分离，公共生活的缺乏，使部分留守老人容易自怨自艾。二是乡村传统公共空间的衰敗。过去，村民间通常有着较为密集的社会交往，“走家串户”闲聊以及节日、婚丧嫁娶等公共活动，也都有助于填补农民的公共生活需求。但近些年来，乡村“走家串户”变少了，人情异化日趋严重，人情往来变成负担。三是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民需求错位，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文化、科技下乡力度，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体上难以满足需求。不少“文化下乡”项目存在单向性问题，如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等，没能照顾到留守农民需求，难与农民日常生活有效结合。

基于以上原因，农村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乡风衰败”。回应农民精神生活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具有急迫性。

一是要促进农民自我组织发育，提高农民自我安置跟生活的能力。乡风文明建设与农民

日常生产生活，尤其与闲暇生活密切相关，只有深入到农民生活的逻辑中才能有效。比如，老年人是当前农村中最大的留守群体，也是精神生活最匱乏的群体。全国已有多地成立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红白理事会，湖北洪湖、沙洋等地成立了老年人协会，这些尝试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二是探索新型“文化下乡”。“文化下乡”要与农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慣等紧密结合，真正有助于促进乡风文明。例如成都农村推行村庄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各村庄可依据自身实际在清单中勾选，这大大提高了公共品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契合度。同理，相关部门也可考虑建立“文化下乡清单”制度。三是探索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当前的农村，村里老人种地已经不仅是为获得物质资源，也是打发闲暇时间、填充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因此，在继续发展农业现代化产业的同时，也应因地制宜，为需要种地的农民尤其老人留出空间，使他们能继续通过种地填充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吕德文《让农民的精神生活有所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