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写的都是侠肝义胆、急人所难、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他们最为可贵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名利而改变志节，不为权贵而放弃操守，在他们的心目中，“义”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本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准则，坚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怨无悔。

《刺客列传》中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优秀品质令司马迁大加赞扬。豫让宁可让自己承受涂厕之辱、漆身吞炭之苦，也要采取他认为最正当的方式，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聂政为完成严仲子所托，最后竟“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荆轲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表现朱家的侠义：“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助人为乐精神已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为了体现郭解的侠义，司马迁则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数例。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害的事例，说明了郭解明善恶、辨是非的正直；邻里从傲视他到“肉袒谢罪”的改变，说明了郭解以德服人的豁达……

《史记》中的侠义之士是有着真正作为“人”的意义上的独立意志与高尚人格的。

《刺客列传》中的义士，所作所为均是为报答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专诸与公子光、豫让与智伯、聂政与严仲子、荆轲与燕太子丹……他们不是仆与主、臣与君的隶属或等级关系，也不是雇佣或利益交换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的壮举不是为了获利，也不是为了谋权，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信任、一份赏识、一份重托，就因为这份厚重的情谊，他们愿意赴汤蹈火，他们明知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无怨无悔，视死如归。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中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对抗强权、敢于对抗卑鄙与丑恶的侠士与义士，他们因为不代表统治者，所以没有名分，故而被称作“游侠”。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志不受名分与职责所限，当然也就没有了统治者意志的羁绊；他们的行为不因权势而改变，因为他们既不弄权也不接受权势的约束；他们的操守不因利益的诱惑而改变，因为他们“急人之难，甚己之私”。

侠义之士的人格是独立的、高尚的，但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因此而注定成为悲剧。《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报知遇之恩，便心甘情愿地去冒险。专诸受公子光所托去刺杀吴王僚。专诸的行刺行动是他高尚人格的悲壮表现。豫让、聂政、荆轲的刺杀行动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选择又是惊人的相同，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人格基础——悲剧人格。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没有显赫的权势，甚至所为有悖统治者的规矩，但却比为官者更坦荡磊落、重情重义。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是与传统的礼法、虚伪的道德相对抗的表现；“义不苟合当世”，是绝不为了官爵俸禄而改变个人的品格、操行的坚守。而这样的游侠，其所作所为却偏偏是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可见，游侠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相违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其人格注定是悲剧人格。郭解为御史大夫公孙弘所害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选自《<史记>侠义之士的独立意志与悲剧人格》，有删改）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他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选自林建超《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生死之间

雷抒雁

①一位墨西哥的作家曾说：“死亡不是截肢，而是彻底结束生命。”是的，即使一个人的手不慎失去了，残肢还会提醒他手曾经的存在。死亡，如雪的融化，雾的消散，云的飘移，永远没有了，没有了。

②可是，记忆没有随着死亡消失。每天，一进房门，你就寻找那张让你思念、惦记，你如此熟悉的面孔。如果没有找到，你会情不自禁地喊一声“妈妈！”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去找，看地是在休息还是在操劳—是在洗那些永远洗不完的衣物，是在为孩子们做晚饭，还是在专注地看电视？可是，这一回，你的声音没有得到回应。房子里空荡荡的，她不在。看着墙上那张照片，你知道她已永远离开了。那张一直带给你欢乐的母亲照片，你突然发现其中竟有一缕忧伤。难道，照片也有灵性，将她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凝聚在目光中？

③我不愿再走进母亲的房间，不愿触动她老人家遗留下的衣物，就让它原样留存着，任灰尘去封存。唉，每一件遗物都是一把刀子，动一动就会刺伤那脆弱的神经。

④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不再流泪。谁不知道死是人生的归宿！生，让我们给生命打了一个结，死，便是一种解脱。妻子这样安慰我，儿子也这样安慰我。他们很快就从痛苦中跳出来，忙忙碌碌，快快乐乐，去干他们自己的事，好像母亲的离世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母亲的死，给他们留下的只是短暂的痛苦，并没有留下伤口，而在我的心里，却留下了很深的伤口，有很多的血流出，我常常按着胸口，希望那伤口尽快愈合。可是很快我发现，愈合的只是皮肉，伤痕的深处无法愈合，时常会有疼痛蔓延开来。

⑤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9月6日下午5时，在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学习讨论的过程中，我以一种近乎失态的焦灼，希望会议早点结束，然后迫不及待地奔向母亲的住处。快到家时，我打电话给家里，想马上听到母亲的声音。铃声空响，我希望她是到楼下散步去了。

⑥推开门，像往常一样，我喊了一声“妈妈”，无人应声。我急忙走进里面的房间，看见妈妈躺在地上呻吟着。我扑过去，一把抱住她，想让她坐起来，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含糊不清地说着：“我费尽了力气，可是坐不起来。”我看着床上被撕扯过的被单，看着母亲身上揉皱的衣服，知道她挣扎过。可是一切挣扎都没有用，母亲左边的身子已经瘫痪了，无法坐住。她痛苦，无奈，无助得像个孩子。这个曾经十分坚强的生命，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脆弱！

⑦可是，无论如何，我明白了那个下午失态的全部原因。一根无形的线——生命之线牵扯着我的心。我的心如紊乱的钟摆，失去了平衡。我以从未有过的急切，想回到妈妈的身边。也许，只要她的手抚摸一下我，或者，她的眼神注视一下我，我心中失控的大火就会熄灭。仅仅两天之后当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永远地离开了她生活了81年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被带走了，随着她走了。我猜想，一个人的理论生命也许很长，它就是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失去亲人、失去情感分割，生命最终变得短暂了。那些关于生与死的说教，曾经让我厌恶过，现在却像必不可少的药物。

⑧医治心灵伤痛的唯一处方就是“忘记”。可是，对于亲人，要忘记又谈何容易！只好寻求书籍，寻求哲人，让理性的棉纱，一点一点吸干情感伤口上的鲜血。

⑨我想起了一则关于死亡的宗教故事。有一位母亲，她抱着病逝的儿子去找佛，希望能救活她的儿子。佛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的儿子死而复生，解除你的痛苦：你到城里去，向没有死过亲人的人家要一粒芥菜籽给我。那位被痛苦折磨得愚钝了的女人马上去找，可是她找遍了全城，竟然没有带回一粒芥菜籽。因为，世上根本没有没有失去过亲人的家庭。佛说，你要准备学习痛苦。

⑩痛苦，需要学习吗？是的。快乐，像鲜花，任你怎么可护，不经意间就调零了。痛苦，却如野草，随你怎么刈割，铲除，终会顽强地滋生。你得准备，学习迎接痛苦、医治痛苦、化解痛苦。让痛苦“钙化”，成为你坚强生命的一部分。

⑪不过，你得忍住泪水。

（摘自《名家散文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