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墓碣

冯至

德国和瑞士交界的一带是山谷和树林的世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农民。虽然有铁路，有公路伸到他们的村庄里来，但是他们的视线还依然被些山岭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们附近的几个都市，和他们的距离也好像有几万里远。他们各自保持住自己服装，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建筑方式。山上的松林有时稀疏，有时浓密，走进去，往往是几天也走不完。林径上行人稀少，但对面若是走来一个人，没有不向你点头致意的，仿佛是熟识的一般。每逢路径拐弯处，总少不了一块方方的指路碑，东西南北，指给你一些新鲜而又朴实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对着一块指路碑，踌躇着，不知应该往哪里走，在碑旁草丛中又见到另外一块方石，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一座墓碣，上边刻着：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这四行简陋的诗句非常感动我，当时我真愿望我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给这个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祷。但是我不能。小时候读过王阳明的瘗旅文，为了那死在瘴疠之乡，但既然同是过路人，便不自觉地起了无限的同情，觉得这个死者好像是自己的亲属，说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想到这里，这铭语中的后两行更语重情长了。

由于这块墓碣，我便发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趣：走路时总是常常注意路旁，会不会在这寂静的自然里再发现这一类的墓碣呢？人们说，事事不可强求，一强求，反而遇不到了。但有时也有偶然的机会，在你一个愿望因为不能达到而放弃了以后，使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里自然没有再遇到第二座这样的墓碣，可是在我离开了那里又回到一个繁华的城市时，一天我在一个旧书店里乱翻，不知不觉，有一个二寸长的小册子落到我的手里了。封面上写着：“山村的墓碣”打开一看，正是瑞士许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铭语，一个乡村牧师搜集的。

欧洲城市附近的墓园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场所，那里有鲜花，有短树，墓碑上有美丽的石刻，人们尽量把死点缀得十分幽静；但墓铭多半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一类的话。可是这小册子里所搜集的则迥然不同，里边到处流露出农人的朴实与幽默，他们看死的降临是无法抵制的。因此于无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写得潇洒而轻松。我很便宜地买到这本小册子，茶余饭罢，常常读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听了，没有一个不诧异地问：“这是真的吗？”但是每个铭语下边都注明采集的地名。我现在还记得几段，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着：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还有一个小学教师的：

“我是一个乡村教员，

鞭打了一辈子学童。”

如今的人类正在大规模地死亡。在无数死者的坟墓前，有的刻上光荣的词句，有的被人们说是可鄙的死亡，有的无人理会。可是瑞士的山中仍旧保持着昔日的平静，我想，那里的农民们也许还在继续刻他们的别饶风趣的墓碣吧。有时我为了许多事，想到死的问题，在想得最严重时，很想再翻开那个小册子读一读，但它跟我许多心爱的书籍一样，沉埋在远远的北方的家乡……

 1943年，写于昆明

谈到设计，大家首先想到美观、酷、炫，这远远不够。

就像设计一个杯子，如果设计者只想着杯子，500年以后他设计的东西还是杯子。但我们要的不是杯子，是解渴，或是为表示心意给朋友当礼品。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设计也不同。工业设计的内涵就是要适应人文环境，同时要解决问题。设计不仅要考虑表面看到的东西，还要考虑适用、安装问题，生产、维修问题以及回收再利用等等。

衣服脏了怎么办，过去都用棒槌、搓板洗，现在有洗衣机了，但一定离不开洗衣机吗？在西方或香港，很多地方都有洗衣房。一边看书、上网、喝咖啡，一边洗衣服，沟通了邻里关系，还节约了资源。洗衣方式随着时代发展而进步，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干净的衣服，而不是洗衣机，这就是共享经济。

中国土地资源有限，人口众多，今后的发展需要设计。设计要提出健康康合理的生存方式，它不是要人买什么东西，而是通过现代技术、现代方式的融合提出新的方案，把问题解决了。

工业设计不是设计一个物品，是要能生产、制造、流通、使用、回收，这是设计要考虑的。只钻在技巧或手段上，没有系统思维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

我们现在提出中国方案。中国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中国到底要做什么？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这是优势。但地大了什么地形地貌都有，发展不平衡，且人均资源也太少。

因此设计者首先是要理解中国传统精神，不要只追求表面符号。中国的传统丈化、传统哲学重点不是物和符号，而是传统精神。设计要看到传统的优势。注重研究人的行为，研究人行为发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走在世界的前面。

工业设计是中国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器。中国方案要通过设计角度提出来。

迄今为止，我们引进的技术，大都仍在引进时的水平上徘徊。外国人不让我们引进的，我们都创新出来了，而且跟世界可以比肩。这就是引进后消化的问题。中国是制造大国，“制”是人家的标准工艺流程，流水线是人家的，我们只是“造”。所以转型升级做的就是消化，要把自己做大做强，解决中国“制”还是中国“造”的问题。

以解放牌汽车为例，1957年建厂，引进苏联技术，到1987年生产的还是四吨半的车，30年没有消化创新。高铁是日本、德国、法国的原始专利，它们的高铁遇到的问题很小，到中国遇到的问题复杂多了，一个春运就是二三十亿人次的流动，南北、东西各5000公里，有冻土带、沉降带，有高原、沙漠。经过消化创新后，中国的高铁专利，远超那几个国家。

中国设计不能单打独斗，要合作。工业化最大特点是有了机器，有了流水线、所以要分工提高致率，但合作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在工厂，图纸是命令。上流水线之前，在精密分工之前，必须想着每一道工序跟下一道工序，每个零件跟所有的零件能组装成一个合格产品。工业设计的最大特点是生产关系变了，产业链改变了，分工合作机制变化了，设计不理解这个，将永远在后面爬，而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

（摘编自柳冠中《工业设计：打造我们自己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18.6.24）

那些被流放的古代文学家们，缘何流芳

甘正气

①很多古代文学家，其最精彩的作品往往是在被贬谪时写下的。这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闲了。在京城，他们门庭若市，人们排着队向他们汇报，夏有“冰敬”，冬有“炭敬”，请吃饭的络绎不绝，求序言的纷至沓来，打秋风的接踵而到。他们还要上班，要留心邸报，同时要打几个“条陈”的腹稿，说不定还要翻检《左传》，好找几个熨帖的例子，随时以备皇上咨询。

②他们被朱佩紫，偎红倚翠，红光满面，印堂发亮，由于吃得太多太饱，体力都用到消化食物上去了，哪会构思什么杰作呢？

③即使没有一官半职，整天想的也是如何官袍加身，为引起注意而挖空心思，哪能写出什么好东西呢？杜甫那个时期写的《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等三赋，水平如何呢？

④左迁了，没了左拥右抱，才想左图右史。吃花酒，与吃花生米、喝村酿薄酒的心境是不同的。所以，有时一些大文豪会选择自我流放，刻意去过一种远离喧嚣、无人问津的生活。如托尔斯泰晚年的离家出走。

⑤当然，他们还是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贩夫走卒还是要舒服得多。

⑥作为业余爱好，读书撰文肯定算不上最好玩，所谓“渔樵耕读”，“读”被放在了最后。但不要忘了，作为职业，却是“士农工商”，“学以居位曰士”的“士”排在第一。也不要奇怪、责怪古代人“官本位”，什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不是庸俗，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在古代“农工商”的地位太低，身负各类捐税、徭役，面对各种不平等待遇，只有读书当官才能过得像一个人。有学者说，中国古代文学是官员文学，其理由就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只有能写的才能当官，也只有当官了才有精力去写。

⑦如果“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还写什么呢？契诃夫有一篇小说《渴睡》，主人公是一个小保姆，13岁的小女孩，她实在太困了，但是她有忙不完的工作，要为主人主妇烧茶、做饭、打酒、洗衣、缝补、刷鞋，还要照顾主人爱哭的小娃娃，最后她把襁褓里的小娃娃当成了敌人……

⑧当官，让他们即使被贬了，也还不愁笔墨纸砚，也还有力气拿得起如椽大笔，不用像农户一样去土里刨食，像猎户一样去虎口夺食。

⑨那些被流放的官员，也有更强的表达欲望。他们有冤屈需要为自己洗雪，有愤懑和苦恼需要抒发，有才华和思想需要展示，他们要让人们看看，他们被贬，绝对不是由于德才不配位。

⑩他们还有立言的需要，他们对雁过拔毛不感兴趣，只钟情于雁过留声。哪怕只是做个县丞、县尉，他们也要把全县游历一个遍，四处寻找鲜为人知的美景，回来一定要写游记。就像只挂虚衔的苏东坡，一个赤壁去了两次，作了三篇文章，并且很可能去的是一个“假赤壁”。做了任何事情都要写下来，“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建一小小亭台要用诗文大大纪念，象征性的事务也要大书特书，例如求雨，还例如韩愈写《告鳄鱼文》，鳄鱼又不识字，也听不懂人话，但韩愈不管。这就像《聊斋志异》里的《花神讨风神檄》，只是哄鬼而已。

⑪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也有利于活跃思维，激发想象，山高皇帝远，事少责任轻，这也是被贬官员创造力迸发的重要原因。

⑫他们也有写作的习惯。很多官员被贬，不是因为尚书，而是因为上书，不是因为建言，而是因为谏言。即使被贬了，还是积习难改。他们有的是韬略，但就是学不会韬晦。

⑬于是，流放的仕者流芳了。

（摘自2019年4月13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