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的帘，品种繁多，状态各异，就前者言，有珠帘、绣帘、画帘、翠帘等等；就后者言，有卷帘、开帘，低帘、高帘，下帘、上帘，疏帘、重帘，等等。帘的原始功能在于遮蔽和阻隔，但这种“遮”和“隔”又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侯门一入深如海”那样遥不可及，也不像“墙里秋千墙外道”那样难以逾越。可以说，帘之妙处正在于它的隔未全隔，而通未全通，也可以说是隔犹未隔，通犹未通，只看当事人的心态和感觉如何，这便预示帘的阻隔功能具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双重内涵。以词人常用的“隔帘看未真”一句为例，就可以产生两种感受截然相反的心理。第一，乐观的视角：虽然隔帘看未真，但毕竟是看到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慰藉；第二，悲观的视角：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了，然而毕竟得不到真切实在的接触，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当人与人（通常是帘内的女子和帘外的男子）隔帘相对时，二者就入了一种微妙的情境中。帘内的世界对帘外人言，就成了一种神秘幽深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对他而言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却不可接近，那样地引人入胜却不可触摸。而帘外的世界对帘内人而言，则隐喻着一种美丽然而难以预测的诱惑，一种与当下生存不同的别一样的激情与热烈。在她内心深处，不管是接受还是抗拒，那样一种隐密的渴望已经被点燃。此时的帘，不仅隔开两个人的身，似乎也隔开了他们的心，至少帘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帘内的人对这帘外人的态度是不很明朗的，道是无情又似声声呼唤，道是有情又似诸多推拒。

有时候，帘内人虽然在场，却未出场，即她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却未表现出任何情感的波动，这对帘外人来说，似乎更成为一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惆怅。如舒亶《减字木兰花·蒋园口号》，帘内的她，既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曾经装点过他春日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去触动了一份敏感的心情。她凌波微步地来，亦是行云流水地去，对于帘外的他来说，显得这转瞬间的相遇犹如一场迷离的梦。

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即帘外人与帘内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有一方是缺席的。一种情境是帘外人的缺席。我们从帘内女子的举动神态及她所表现出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触与忧思，可以看出她此时此地的寂寞、无聊、慵倦。这一切都隐秘地传达出了对未出场的帘外人的渴望，也是她对一种新的生命与生活的渴望。

还有一种场景是帘外人在场，而帘内人缺席。也就是说，抒情主体仅看到了帘，而并未看到所想看到的对象，但仅是帘这一物件已引起了他无限的联想。由于帘内人的不在场，因此帘内的世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以它的空洞引起了抒情主体的反感。但他仍然想象着她室内的景象，回忆着曾经的甜蜜与温存。他对她的渴望因了她现时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沉重和痛苦，也因了她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纯洁和真挚。

帘作为一种柔情而忧伤、具有强烈女性化倾向的意象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有词作为一种文体本身的限定，另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心态也有较大关联，尤其是对这一意象的处理，词人普遍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既无力进行抗争，又无法断然舍弃，结果只能在忧郁、感伤、惆怅中自语自慰，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柔弱的艺术世界，“一重帘外即天涯”，词人在狭小的情感空间里默默咀嚼孤独与寂寞。

（节选自《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

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

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个最无用处的。

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筹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主席HelmutSchwarz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数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导致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例如，熟知的火药发明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学，指南针的应用并没有建立物理学的电磁理论，数学中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数论，等等。

中国在古代曾经有过诸多先进技术发明和改进，但却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创立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国家，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让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感到迷茫困惑。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能够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

(选自陈关荣《“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略有删改)

材料一：

这是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

改革开放以来，***带领中国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到2020年，让4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千年梦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把贫困群众作为脱贫攻坚的对象，又使其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方能为反贫困斗争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劲动力。

（摘编自《坚决打赢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新华通讯社2017年8月16日）

材料二：

（数据：国家统计局）

材料三：

记者春节前夕调查扶贫工作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中央提出的“一户一策”扶贫措施落实不到位。比如，有的贫困户“养头牛就当项目，种点菜就算产业，打个工就是发展”，本该记录翔实的扶贫户手册除了名字外一片空白，一问才知扶贫干部下到村里只顾院子里填表格、羊圈前拍个照；还有的扶贫干部给贫困户留了帮扶电话，记者打过去得到的提示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二是离中央提出的脱贫期限不到三年时间，少数地方扶贫工作还停留在表面上，说起整体规划头头是道，实际上并没有抓手，贫困户致富无项目，脱贫户生活无变化。

三是一些扶贫干部表态多行动少、调门高落实差。记者采访发现、有的贫困户精准扶贫贷款刚发放几个月就被认定“脱贫”，严重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脱贫验收时，部分收入被夸大。

（摘编自姜伟超《莫让“表态式扶贫”误了大事》，《新华网》2018年2月9日）

材料四：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靠政策二靠人。不少扶贫干部都有过这样“头痛”的经历：他们带着政策，带着资金下乡，可是很多贫困村都是“空心村”，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扶贫干部们为村里修路架桥盖房子，常常连个帮手都找不到。

过去，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差——信息进不来，产品出不去，所以，年轻人有劲没处使，只好外出打工。这些年，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大改善，电商、高铁、高速公路，不断接入穷乡僻壤，“天堑变通途”，农村创业机会大量涌现，然而，一些贫困农村又陷入另外一个困境：那就是“缺人”——缺青壮劳力，缺有一技之长的生产能手，更缺有知识、有情怀、愿意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年轻“能人”。

这两年，农村的发展机会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穷困农村缺少年轻人的局而开始改观，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带着技能回来了，一些在外地读完大学的年轻人带着知识回来了，还有一些已经有了稳定工作的城市年轻人也带着情怀和梦想来到了农村，他们开始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力。

摘编彭小毛《央广评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伟大事业呼唤年轻人》，2018年3月20日）

古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在农耕时期，中国有40万座村落，每一座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可是没等到我们去仔细品读它、研究它、传承它，这些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村落，这些传统社会架构的基本单元，这些百姓生存状态、生存想象的基本范式，就在城镇化、商业化突飞猛进的过程中渐趋湮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乡村。然而，这种鸡犬之声相闻、炊烟袅袅的乡村美景，却是许多城市人永远走不进去的图画。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大批古村落濒临消亡。在山东，原汁原味的古村落已不超过10个；在山西，已由过去的500个锐减到100个。

这些古村落如此之快地消逝湮灭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大量撤庄并村，二是城镇化失速。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智库等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显示，传统村落保护目前仍面临一些困境，包括现有法律法规对传统村落保护不足、商业开发过度、“空心村”现象、千篇一律建设以及居住改善与传统保护存在矛盾等五大挑战。随着一些传统村落的消失，依附于传统村落中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濒临灭绝。

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七部门曾专项督查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情况，专项督查分为省级自查和中央部门现场抽查，督查内容主要是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其中包括各级相关部门信息录入、组织管理、资金使用、发展规划、技术指导等方面。意见要求，坚持保护优先，注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严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度开发。

2012年我国首次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大调查，初步掌握了近2万个传统村落信息。此后两年内，住建部等部门分两批筛选出1561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把它们列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4年，随着传统村落保护指导意见、保护规划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发布，国家层面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初步建成。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说，对列入名录的村庄，我国计划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大投入，用3年时间使其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

“中国传统文明之根在于乡土，中国未来之变其关键在于乡土，只有深读‘三农’，才能读懂中国。”这是浙江电视台录制的《衢州记忆：乡土再发现》片头中的一句话。古村落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其首要价值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既表明古村落保护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也道出古村落保护的要义所在。“先保护、后开发”不是单纯将原有的古村落围起来打造成景区，而是在保护原有资源的前提下，活化民俗，进一步开发景区的旅游功能，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内涵。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民众心底的情怀，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见证，承载着中国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保护和建设好古村落，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延续乡村历史根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

（节选自吴学安《保护传统村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据统计，全球除中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这与十几年前相比，是一种“井喷式”的增长。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学院进行的汉语国际传播，但是，汉语国际传播是否单靠孔子学院就可以完成？很难想象，中国人如果对自己的汉语都没有自信，又如何能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建立起来？国际化未必是英语化，汉语化也未必不能够国际化，我们对汉语的态度影响我们在国际上使用汉语的态度，我们在国际上使用汉语的态度又会影响到国外人士的汉语使用。毋庸置疑，就目前情况来看，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能力确比汉语要强，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也有大批汉语热心人士。在这些汉语热心人士面前，我们更应该表现出自己对汉语的信心。

应注重汉语国际传播平台的多样化。目前如此多的海外合作，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促进汉语国际传播的机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都需要有人来推动，只要有中国参与的国际场合就构成一个汉语国际传播的平台。但首要条件是，我们应该建立对自己语言的信心，在能使用汉语的地方不去选择其他的语言，努力使别人来理解汉语，鼓励合作方也用汉语与我们合作。而在涉及对外交流的大型节目中，我们也应该尊重汉语，使用汉语去交流，而不是诉诸其他的通用语。一个可以让我们反思对待汉语的例子是，法国学者德里达2001年的中国之行中，屡次演讲使用的都是法语，而不是更为通用的英语。与之相应的是，法国政府将其语言政策提升到了国际的高度，以《法语使用法》的形式规定了必须使用法语的领域，竭尽全力地促进法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使用。

越是一流的中国学者，越应该去承担传播汉语的职责；越是一流的中国媒体，越应该具有汉语国际传播的使命，越是一流的中国企业，越应该具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注重孔子学院的汉语国际传播的同时，在其他方面做得却还不够。以中方投资的巴基斯坦的大沃风电项目为例，投资方也在基地的附近出资修建了很多公共设施，其中包括重新修缮学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所学校所教授的语言中，有乌尔都语、信德语和英语，却没有汉语。当然，要设置汉语课程会存在多种困难，但这却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学汉语，也应该给努力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为主动从事汉语国际传播的国外人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和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是孔子学院或者语言机构的职责，而是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与国外人士有合作交流的人的一种自觉意识。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充满自信地说汉语。

（摘编自王小英《语言自信与文化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