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自视

潘 飞

①从物质形态来看，“壁”是砖的累积物，但在某些特有的情境里，它却是话语和情感流泻的媒介。比如，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修行长达九年，一言不发，出洞时奇迹般地把自己的影子留在了墙壁上。他在《入道四行观》中将此举喻为“凝住壁观”，意在提醒人们遇到一切境界，心无贪爱取舍，不生烦恼嗔恨。这一点足以被新近出版的《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所证：死硬的“壁”生发出镜照功能，供人观视自我，感受“诸天宫殿，近处虚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的艺术氛围。在壁画总量已达上万平方米的“佛国圣地”——中国文物大省山西的那一千余座大小不等的庙宇中，古代的画工在墙壁上作画，将信仰、敬畏、崇拜、祈祷等精神内涵付诸于笔下，镌刻于墙上，从而令内心所想固凝为永恒之态，便应和了此意。

②普通人往往遇壁则返，但壁画的作画者却将其加以时空层面的延长，比如，墓室壁画、佛教经变画将苦短、有限的人世，向极乐世界、永生永世无限拉长，墙壁仿佛被打通，洞窟穹顶仿佛是对“升天之路”的模拟和神化，冥土之旅亦是人生行路的伸展，生界与死界、此岸和彼岸只有一墙之隔。故而，“壁”以及壁上之画实现了人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壁上作画，是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完成的对生命的特有的感知和开拓。

③壁画建构的时空总是多维的、现实与非现实同在、逻辑和非逻辑共存、画面和环境互生的——从时间性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竟可以同在于一个画面里，这便脱离了架上绘画片断性、瞬间性的局限；从空间性来说，三维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等组合在一起，是对作画者内心结构的拓展和深化，是不受现实拘囿的想像力驰骋的原野，外在地显现着心象时空的内在张力。同时，审美主客体即作画、赏画者之间的距离也荡然无存，功利欲望的束缚灰飞烟灭，审美体验最终超以象外，化入海德格尔所言的恬然澄明之境。如果追溯传统，不难发现，壁画依然延续了中国绘画的空间意识，体现着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艺术品格，追求的仍是主客体的契合和突破具体时空的局限，营构表现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的感性空间。

④与架上作画不同，壁画的作画者与其说是面壁而画，不如说是在完成“笔随心走”“象随意生”的自我传播——他们依照内心的感受、反思，在理解“粉本”和“义理”的基础上欣然运笔，重新加以演绎。体现在技术层面，就是画工总是以生物的眼光观照自然万物，以生命体会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因此，手中画笔俨然就是他们的唇舌、口齿，尽言其内心的通阔与敞亮。

⑤壁画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物化”形态，图式亦不过是以情为桥，将作画者对于生命精神的感知，丝丝入扣地输送给后世的人们；他们仿佛把热气腾腾的情感植入一面面冰冷的墙土中，令其有了血肉、呼吸、脉动以及蓬勃的生气，以至于哪怕千年之后，赏画者的心也能穿透厚厚的墙壁以及历史烟云，与作画者对话、交织与共鸣。壁画要呈现的，“不仅是画，而应是一切”，画里的时空的绵延或顿挫，无不意蕴着画工的心智和情感，这导致画中的内容由具体的物象，发展到所思所想，最终升华为一种精神的抽象。壁画总是用“符号”构建、编码着不同于创作者生活的世界——符号世界，这种“符号”又最终架构出严肃、庄重、神秘、欢快等“意义”，比如，宗教画以佛的宏大与包容、俗界的色相之美感化众生，使其获得审美满足时，心灵也得以升华。由于抽象、晦涩的经典义理被形象化，加之洞窟的朦胧光线和摇曳灯光也参与到这场“造境”的运动中，信众于半虚半实的幻觉里，感受佛法的庄严、神圣和温馨。到了当下，壁面脱离宗教，获得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想像力终究从神性、法性、天堂、净土的云烟中，恢复原本所依据的人性、社会性、时代性、物质性，现代人最高的心灵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

（有删改）

①纪元前后，世界有两个中心：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在那里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亚里（在埃及的尼罗河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在东方，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建成了一个政治文化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中间，横亘看从小兴安岭到喜马拉雅山脉的一系列隆起的大山，像一道由雪峰和高山组成的天然屏障，只有一些险隘的山口，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中华国由秦入汉后，开始向西北扩张，一直扩张到中亚。于是，两个世界中心——长安和罗马，借助丝绸之路开始了频繁的交流沟通。此后就是漫长的20个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建，而中华帝国则由秦汉、隋唐、宋元，一直到明清，其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思想一贯，则是现实中的常态。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

②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那么后来的盛世大唐则是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衰败以后，再也没有复原，而秦汉帝国的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经过近四个世纪的战乱之后，隋唐重新统一了中华，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的世界帝国。长安再次成为世界之都。于是，四邻番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贵族、大食的商人教士、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和睦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吐蕃的马匹，阿拉伯的鸵鸟，天竺的孔雀，波斯的铜器，爪哇的犀牛，高丽的贡纸，井然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相安礼拜。作为帝国之都的长安，有世界胸怀与气象。

③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的影响，西到印度，东及朝鲜、日本。西北的大山被翻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将大唐文明远播到吐蕃与波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由中国而朝鲜、日本，由越南而南洋诸岛，华夏文化圈到唐代基本形成。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东南亚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国家与民族、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共同的价值基础。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摘编自彭艳华《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07月08日）

   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人对自然更多的是感激和敬畏，所以很多氏族把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作为自己的图腾。那时，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很少，某种自然力和生物对人来说是很可怕的。后来，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人变得聪明了许多，发现自然界并不像想像中的那么可怕，并发现自然界有一定的运行规律，只要顺应了规律，人与自然就能和平相处，于是，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作为世界主宰的人类，应当认真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手下留情，在自然界多留下一些朋友。因为自然万物都有自身的价值，而这些自身价值又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我们保护自然界的朋友，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也是关心我们人类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