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符合孩子的要求。婴儿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关怀。在六岁左右孩子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媒体与学术

学术被认为是象牙之塔，媒体则是面向大众的。近些年，媒体与学术出现了互相渗透的情形。一方面，大学教授纷纷走上媒体，设席开坛，担当评委，评点时事。另一方面，媒体不断干预学术，既揭露腐败，抨击造假，又胡编学术，乱造大师。

对此，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有道理。其实，学术与媒体互相渗透，其得失在于人，在于媒体人有无学术根基或是学者对媒体有无驾驭能力。我国自有报刊始，学者与媒体就互相交融。报纸副刊，是学术与媒体沟通的最好渠道。许多知名副刊，主其事者和作者，多为大学教授，学术根底厚实。学者与媒体人合二为一，提高了媒体的文化品位，学术也转变为社会生活的思想资源。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报纸副刊纷纷萎缩，文化版转型为娱乐。这让媒体的学术见识大为减弱，也令学术与社会渐离渐远。直到近些年，电视等媒体相继开设大讲堂，将学者引入新型传播方式，化学术叙述为大众话题，重新构筑学术与媒体的桥梁。不过，这与传统媒体和学术的结合，不是一回事。

从前的学者多是通才，学术是他们的根基，报刊是他们的心声，社会是他们启蒙的对象。今天，学者被媒体看好的前提是专业，讲什么以观众的市场需求为前提，带有很大的被动性。文笔是过去学者介入媒体的基础，在学术底气的映照下，优美晓畅的文字带给读者思想和情趣。现在的学者进入电视和广播，首先需要讲解故事的能力、编排故事的技巧，“三分钟一个亮点，五分钟一个高潮”。阅读、思索是今天的弱项，盯住屏幕接受才是主流，而屏幕里最容易传播的是现成的结论、引人入胜的情节、拍案惊奇的形象、且听下回分解的期待。

时代不同，媒体人、学者、受众不同，媒体与学术互相渗透的结果自然也不相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思想换作故事，启蒙改为娱乐。现在人们需要的是消遣，所以，学术必须具备大众文化市场需求的基本要素才可以进入媒体。丧失学术独立，这就是准入证。而许多媒体用“眼球效应”替代社会效应，学术价值从属于新闻价值，这是通行证。

今天，在电视里讲故事不能不说一口流畅的普通话。但我也奇怪，过去的学问大家，大多地方口音浓重，却四处设帐授徒，桃李满天下。是不是那时的人们更尊崇思想与文化，而现在一切都系于表演，别的只是一种装饰？

唐末五代以来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丝路盛况不复存在。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与西夏的崛起有一定关系。

西夏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纪初攻取河西走廊，占据丝绸之路主动脉，这对陆上丝路贸易及西北地区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问题的实质并不只在于西夏占据了哪些地区，更在于西夏与周边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环境。宋夏之间的关系变化无常，一旦处于战事状态，双方都严格控制边地人员出入，无疑会影响丝路贸易。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夏时期诸蕃并立，呈现割据状态，但追求和平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始终继续，只是丝路贸易的规模、方式和路线发生了变化。

唐末五代以降，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主宰丝路贸易的粟特商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是回鹘势力。如西夏文献《天盛律令》卷7《敕禁门》中就有专门针对高昌回鹘、大食等地商人贸易的规定。回鹘商人还成为与中原政权进行朝贡贸易的主体，足迹遍及华夏中原与北方草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积极参与陆上丝绸之路已经超出了商业贸易范畴，扩展到文化交流的层次。一些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久留不归，《宋史·吐蕃传》记载大量高昌回鹘商人在鄯州进行丝路贸易，人数有几万之众。一些回鹘商人直接进入中原地区，以致宋朝廷还曾下过针对回鹘民众的“逐客令”。回鹘商人的迁入，带来了别具特色的异域文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的增多，辽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为丝绸之路的研究增加新的内涵。

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辽朝沟通东西方的作用显著增强。辽朝控扼北方大漠，幅员辽阔，东起日本、朝鲜，西到中亚地区都与之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东西交汇，贯通南北”的地域特点使四方商品汇集在此，辽朝因此成为巨大的中转贸易市场。辽朝与西域诸族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一点在《契丹国志》里有明确交代。辽朝还继承中原政权的朝贡贸易体系，诸蕃朝贡频繁，这与中原政权别无二致。

概言之，九至十三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由于辽朝等政权在丝路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并非简单的东西向交流通道所能概括，而是形成了巨大的丝路贸易网络，纵横交错，极具复杂性。阐明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状况，可以看出，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一直未断，丝绸之路见证着东西方进行交往交流的客观需求，同时也为今天维护好、利用好这一条国际通道提供历史启迪和借鉴。

(摘编自杨蕤《西夏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有删改)

①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些旧的文化传统，一种民族劣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而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而绝望地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任何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

②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我们来说，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鲁迅的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③鲁迅在世纪之初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的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④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之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是由于这觉醒之后对现实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来，但是我们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⑤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面对鲁迅的言行，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之为“伟人”。我们需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所以我说：“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自《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有删改）

把快感认为美感、把联想认为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此外还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证和批评认为欣赏。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了解是欣赏的预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了解和欣赏是互相补充的。未了解决不足以言欣赏，所以考据学是基本的功夫。但是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只是做到了史学的功夫，却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在考据学者们自己看，考据就是一种批评。但是一般人所谓的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向来批评学者有派别的不同，所认识的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我们把他们区分起来，可以得四大类。

第一类批评者自居“导师”地位。他们对于各种艺术抱有一种理想而自己却无能力把它实现于创作，于是拿这个理想来期望旁人。他们欢喜向创作家发号施令，说小说应该怎样做，说诗要用音韵或是不要用音韵，如此等类的教条不一而足。他们以为创作家只要遵守这些教条，就可以做出好作品来。坊间所流行的《小说作法》《作文法》等等书籍的作者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批评者自居“法官”地位。“法官”要有“法”，所谓“法”便是“纪律”。这班人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然后以这些纪律来衡量一切作品。这种“法官”式的批评家和上文所说的“导师”式的批评家常合在一起。处“导师”的地位，这派批评家向创作家发号施令说：“从古人的作品中我们抽绎出这几条纪律，你要谨遵无违，才有成功的希望！”处“法官”的地位，他们向创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明明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莎士比亚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克白？”这种批评的价值是很小的。文艺是创造的，谁能拿死纪律来范围活作品？谁读《诗歌作法》如法炮制而做成好诗歌？

第三类批评者自居“舌人”的地位。“舌人”的功用在把外乡话翻译为本地话，叫人能够懂得。站在“舌人”的地位的批评家说：“我不敢发号施令，我也不敢判断是非，我只把作者的性格、时代和环境以及作品的意义解剖出来，让欣赏者看到易于明了。”这一类批评家的功用在帮助了解。

第四类是印象主义的批评。属于这类的学者所居的地位可以说是“饕餮者”的地位。“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它的印象描述出来。他们主张各人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我自己觉得一个作品好就说它好，否则它虽然是人人所公认为杰作的荷马史诗，我也只把它和许多我所不喜欢的无名小卒一样看待。他们以为批评应该是艺术的、主观的，它不应该像餐馆的使女只捧菜给人吃，应该亲自尝菜的味道。

就我个人说，我是倾向这一派的，不过我也明白它的缺点。印象派往往把快感误认为美感。在文艺方面，各人的趣味本来有高低。比如看一幅画，“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这两种印象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我小时候喜欢读《花月痕》和《吕东莱博议》一类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不禁赧颜，究竟是我从前对还是现在对呢？文艺虽无普遍规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我们只说“我觉得它好”还不够，我们还应说出我何以觉得它好的道理。说出道理就是一般人所谓批评的态度了。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之《“灵魂在杰作中冒险”——考证、批评与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