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的记忆

兰善清

柴烙印在灵魂深处，念今怀旧，日里梦里。

游风景名胜，视野里不是茂林蕤草，而是可用来做饭烧火的柴草。那年在北京丰台，见野外一片酸枣刺，便不知不觉拾了几枝干枝。在神农架，见横于路边的枯枝，便顺手拾了，带进宾馆，同行者笑我放牛娃习气。今年到阿里山，衰朽的枯木又勾起了我心中柴的情愫……

何以如此不下心头？只因柴燃起的炊烟曾多年萦绕我的饭碗，只因灶火里的艰辛日子潜入了我的下意识。

我的故里是条山沟，扇形坡面，大部分是杂树荆丛，应该说砍柴没问题，可那年月开荒造地毁林，大型建设又伐走碗口粗的成材林，山秃了，柴与粮同样紧张。山坳里有限的柴山为集体所有，每年年底每家分得几百斤花栎柴、松枝，仅可烧一两个月，大量日子要靠割柴。我跑得动路就跟姐们放牛、割柴，半天割一小捆山草，用葛条作背带背回，姐们笑我割的柴不够烧盆洗脚水。有种柴叫红焰棒，水分大，三月俩月干不了，很少有人割，我割不够一捆时，割点充数。但当看到母亲在烧这柴时噗噗吹半天，熏得眼泪直流，呛得直咳，还误了做饭时间，我下次即使空手回也不要了。

姐们相约到很远的大山割精良的山柴，青檀木、马槲梢、浮莲泡、黄椋树等指头粗细的好柴，一担可烧好几天。

劳累之极时姐们也常抱怨母亲和嫂子烧柴太费，说她们不割柴不知割柴苦。其实，母亲和嫂子何尝不知节约？怎奈泥坯垒起的灶，不聚火不聚温，硕大铁锅，哪是几把柴解决得了的？一把一把塞进灶膛，一轰而燃，三下两下就烧了，锅里水还不泛泡，红薯还没有动静。

山里人如此，山外人更操柴心。①冬季里常看到视线很远的对面山梁上，扯成线的人扛着尖担^注，清早进，擦黑出，挑着柴晃晃悠悠，远望每个人都抽象成一个横着的“王”字形剪影——立着的两捆柴和行立的人形成三竖，中间的尖担是横穿的一横。据说山外人烧柴节约得出奇，一个细细柴棍在灶内来回拨弄，烧到火灰散尽。②小如盆瓮的灶膛里捧进一小把点燃，风箱一拉，悠悠燃着，缓缓做出一两碗饭来，还能在灶台的煨水罐上煨出一罐热水洗脸。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中午在校自做一顿饭。在学校屋檐下垒个小泥灶，架口小锅。柴从家里带，若是半干的桐子树枝，一顿饭会弄几小时吃不到嘴。③阴雨天，屁股撅着吹火，噗嗤噗嗤吹得眼泪、鼻涕直流，屋檐雨直滴后裤腰。雨水、汗水和着烟熏的泪水，百般无状。

高中时，半年进山担柴七次。单趟路程就五十里；去时还有劲儿，回来腿就酸软了，柴到肩上，两腿打晃，只能拖着腿，牛一样喘息着前行。

参加工作之初，也曾靠烧柴度过一段日子。单位统一从山里购，按职工人数分，穿插烧煤，煤凭票供，比在农村烧柴的操心程度低多了。

物换星移，为粮为柴而苦的日子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打住。

起初，我走到乡下还纳闷，为什么到了冬天，老家对面山岭上不见了络绎成线进山割柴的人们？平原上的人们怎么不再带着干粮起早摸黑进山去？后来看到姐们家烧起了沼气，河边人家户户有了承包的柴山，大量的人进城务工了，柴已丰盛得烧不清，我们山沟家家也大堆小堆的干柴垒于山墙边，这才想起时代不同了，原来新的曙光照亮了锅灶，柴的难题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彻底不被困扰，是电炊具、液化气、天然气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拧开关火就燃起来，千担万担柴何以抵得了这一开就来的蓝莹莹的火苗？厨房革命也减掉了先前锅台案板间的手忙脚乱，不咋忙乎，该熟的就熟了，想吃的就能吃了……火不再由柴燃，饭不再一把把火煮半天，炒煮蒸炖转瞬间。

古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之于民生，第一等要务。而就在这短短几十年里说解决就解决掉了，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当那种由钻木取来的燃了千年万年、生生不息的柴火，被非柴而生的蓝莹莹的火甚至电磁、微波取代时，我们是否感到万古以来“烟熏火燎”的历史开天辟地般刷新了？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9月01日）

注：尖担：挑柴用的长棍，竹木制成，两端尖，可插入柴束内。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在讨论文学观念时提出过“天文”、“人文”之分，并主张从“观乎天文”和“观乎人文”的联系中去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要义和精髓，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实际的。他们对上古“天文”之学的描述，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支持。无论是占卜还是祭祀，殷商时期传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无不说明，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一种进行天地人神沟通的文化，亦即“通天”的文化。这种以“通天”为核心的“天文”之学有着漫长的积累过程，体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虽发端于“观乎天文”，但周灭殷之后，在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中，统治者们认识到“天不可信”，只有“敬德”、“保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而为社会文化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周公制礼作乐，将“以史为鉴”和“以民为鉴”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主要视点，实现了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视角转换。周初统治者们已经不再将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天命，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他们已经开始用“集体行为史观”代替“集体神权史观”。为了让周之子孙世世代代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周公主持制定了用于宴飨、朝会、宗庙的乐歌，即今所见《诗经》中的部分《雅》、《颂》，来强化史鉴意识。周人的“民鉴”制度主要有“献诗听政”。这一制度不仅促使统治者关心国计民生，注意民意民情，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着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例如诗、曲、书、箴、赋、诵、传语等等，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诗经》的《小雅》尤其是《国风》正是这一制度衍生的产品。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春秋中叶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批评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学不再只是维护氏族国结的纽带，或是礼乐教化的附庸，而且是一项个人的独立实践活动，也是一条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凸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传统礼乐思想被弱化。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编自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材料一：

社会责任感是个体对他人、自然、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知、情感和信念，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责任的内涵与要求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和波动。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事关自身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民族前途。正因如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列入教育发展重要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也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和强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通力协作，探索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规律，进而提出强化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对策思路，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价值。

（摘编自易畅《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机制》，《光明日报》2014年10月22日）

材料二：

中国社会科讯（记者郑成宏实习记者黄亚楠）5月9日，《中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报告（2018）》（以下简称《调查报告（2018）》）在天津正式发布。

《调查报告（2018）》指出，2017年中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平均得分为81.82分（60分及以下为低水平，60分（不含）—80分为一般水平，80分（不含）—90分为较高水平，90分以上为高水平，下同）。60分以上的人数占调查人群的92.08%，80分以上的人数占调查人群的65.59%。中国大学生社会责任认知得分为82.50分，大学生社会责任认同得分为83.27分，大学生社会责任行动得分仅为79.94分。大学生网络责任感得分为83.93分，学习责任感得分为82.73分，生命责任感得分为82.60分，学校责任感得分为79.53分，政治责任感得分为78.91分。与2016年相比，大学生社会责任行动得分提高了0.25分，大学生政治责任感、学习责任感、学校责任感得分分别提高了0.71分、0.26分、0.12分，其他与去年持平。

（《中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报告（2018）》，中国社会科2018年5月11日）

材料三：

学者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现状+原因分析+建议”，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进行了实证调查，为了解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提供了较为客观真实的数据。然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不能局限于个体或微观环境，应该从人类文化的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因为社会责任感就起源于人类文化。因此，我们在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时，也应该关注文化视域。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纲要》要求：“大学阶段，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摘自黄四林《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

用什么支撑我们的精神大厦

贾梦雨

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亚健康”，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追求方面失去正确标准，缺乏价值支点，种种消极甚至扭曲的思想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并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其实，“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在很多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精神亚健康”的症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事业缺乏激情，精神萎靡，庸碌无为；二是对生活缺乏热情，对他来说，活着的意义仅仅在于活着；三是对他人缺乏感情，淡漠、疏离，甚至于防范、欺骗；四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社会的冷暖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总体来说，陷落于物质的汪洋之中，沉沦于享乐的迷茫之中，浮躁而无信仰、无敬畏、无追求。正如南师大中文系教授贺仲明所说：“精神亚健康的重要表现，就是公众无法从精神涣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安宁；理想和信仰丧失；浮躁的心灵被物所累，排斥关怀和诚信。”

是什么导致了“精神亚健康”的弥漫呢?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地球村”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它也无时无刻不在拉远人们之间的距离，造成新的疏离。全社会消费思潮的迅速膨胀，在这种后现代的炫目泡沫下，大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费主义的狂欢所陶醉。被牵着鼻子走，人变成了“经济人”“时尚人”，永远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着你，让你无法脱身，并且身不由己。此外，我们过分重视外在的所谓“成功”，整天追求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房子、汽车、锦衣玉食、无休止的享乐，而且，我们渐渐迷失在这些“身外之物”中不可自拔。物质日益强大而膨胀，而精神的萎缩状态正在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我们被裹挟其中，身心交瘁。

理想、激情，一个人的精、气、神，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我们的追求，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支点。而现在，从心灵层面来说，价值的支撑点，人生的追求目标，对幸福的感受等渐渐处于错乱状态。从生存状态来说，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爱情、家庭、事业等之间的关系，其中充斥着扭曲。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开始侵蚀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因而，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精神追求。我们应该解决好自己的归宿感问题。这就要求一个人加强免疫力，实现内心的真正强大，面对诱惑超然，面对挫折泰然，并在对时代的正确认识中增强责任感。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环境，真正关心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更好地创造文化的和谐，从多方面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生态。

（选自《新华日报》）

性情中人白求恩的一生

王伟

孩提时的白求恩喜欢生物，追求科学探索，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多伦多大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年轻的白求恩当过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报社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轮船上的锅炉工和礼拜天学校的教师。

1926年夏天，白求恩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当时他听到有一种“人工气胸”的方法有可能治好肺结核，这是一种把气打入病肺空洞的危险手术，在治疗上存在着相当的危险，但他立即要求医生给他做手术。富于冒险精神的白求恩，此番与死神赌了一把，结果他幸运地赢了，而且因此掌握了运用“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的技术，当时全世界懂得这种技术的专家只有十三位。

1928年初，白求恩回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其间他发明和改进了十二种医疗手术器械，还发表了十四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创见和学术成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和尊敬。

不久后，白求恩接受了新的职位，在魁北克省的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此时他已是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这是白求恩在学术上最鼎盛的时候。

说句公道话，白求恩是个具有相当情趣的人。他不但是医生，还是作家、画家。在中国期间，他还创作小说。他喜欢旅游，他是个懂得感情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对妻子弗朗西丝许诺过：“我一生不可以给你富贵荣华，但我一定不可以让你这一生过得贫乏无味。”

什么是白求恩所认为的“不贫乏无味”呢？是冒险，是满世界跑，是为贫苦人争权利——这就是白求恩的性格，也是弗朗西丝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相信这才是他与弗朗西丝这段两起两落的情感最终落幕的根本原因。加上白求恩是个很主观武断、脾气也相当大的人，譬如说，在中国，当他听到有人要“照顾”他留在后方延安时，他曾气愤地将圈椅从窗户扔出屋外，这足以显示他性格的独特性。白求恩为了能到前线去做手术，甚至将自己化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唯一所忽略的，是他的大鼻子和蓝眼睛，再怎么化装，也无法变成中国人。

白求恩来自草根阶层，他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状况相当关注。在蒙特利尔，他领导着一个小组，专为穷人的孩子医病。20世纪30年代初，加拿大低收入阶层生活相当艰难，面对饥饿和贫穷，白求恩提出由国家负起公共医疗责任、建立一个为公民服务的健康保障体系的改革设想，这个设想应该就是今天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模式。

1935年，白求恩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机会到苏联访问，这使他有机会看到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成功，这是他的梦想。他认为加拿大这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保障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的系统，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法西斯在德、意支持下进攻共和国政权，白求恩参加医疗队前往马德里，他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在加拿大各大城市讲演募捐，这时候他看到了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国爆发全民抗战的消息鼓舞了他，他向美国共产党募集了五千美元，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医疗器具，于1938年到达中国。

白求恩逝世于1939年11月12日，之前他在摩天岭抗日前线为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幸受伤感染，到了11月10日，高烧达四十摄氏度的白求恩病情恶化。白求恩逝世时年仅四十九岁，与***所说的“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说法有些出入。

在红色革命的年代，白求恩是全中国人民仅有的几个偶像之一，《纪念白求恩》被作为“老三篇”之一而成为天天读的范文。如今俱往矣，当我们历尽沧桑站在白求恩故居前，我们宁愿相信白求恩是人，而不是神。

（节选自2014年《老年世界》第16期）

相关链接：

①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师、医疗创新者、人道主义者。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白求恩1938年3月31日，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②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