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这个村庄

刘亮程

我没想这样早地回到黄沙梁。应该再晚一些，再晚一些，黄沙梁埋着太多的往事，我不想过早地触动它。一旦我挨近那些房子和地，一旦我的脚踩上那条土路，我一生的回想将从此开始。我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以往的年月里，再没有机会扭头看一眼我未来的日子。

我来老沙湾只是为了离它稍近一些，能隐约听见它的一点声音，闻到它的一丝气息。我给自己留下这个村庄,今生今世，我都不会轻易地走进它，打扰它。

我会克制地，不让自己去踩那条路、推那扇门、开那页窗……在我的感觉中它们安静下来，树停住生长，土路上还是我离开时的那几行脚印，牲畜和人，也是那时的样子，走或叫，都无声无息。那扇门永远为我一个人虚掩着，木窗半合，树叶铺满院子，风不再吹刮它们。

我曾在一个秋天的傍晚，站在黄沙梁东边的荒野上，让吹过它的秋风一遍遍吹刮我的身体。我本来可以绕过河湾走进村子，却没这样做。我在荒野上找我熟悉的一棵老输树。连根都没有了。根挖走后留下的树坑也让风刮平了。我只好站在它站立过的那地方，像一截枯木一样，迎风张望着那个已经光秃秃的村子。

我太熟悉这里的风了。多少年前它这样吹来时，我还是个孩子。多少年后我依旧像一个孩子，怀着初次的，莫名的惊奇、惆怅和欢喜，任由它一遍遍地吹拂。它吹那些秃墙一样吹我长大硬朗的身体，刮乱草垛一样刮我的头发，抖动树叶般抖我浑身的衣服。我感到它要穿透我了。我敞开心，松开每一节骨缝，让穿过村庄的一场风，同样呼啸着穿过我。那一刻，我就像与它静静相守的另一个村庄，它看不见我。我把它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把所有它知道不知道的全拿走了，收藏了，它不知觉。它快变成一片一无所有的废墟和影子了，它不理识。

还有一次，我几乎走到这个村庄跟前了。我搭乘认识不久的一个朋友的汽车，到黄沙梁下的下闸板口村随他看亲威。我没告诉这个朋友我是黄沙梁人。一开始他便误认为我在沙湾县城长大。我已不太像一个农民。当车穿过那些荒野和田地，淅渐地接近黄沙梁时，早年的生活情景像泉水一般涌上心头。有几次，我险些就要忍不住说出来了，又觉得不应该把这么大的隐秘告诉一个才认识不久的人。

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走动、居住和生活，那不是我的，我不会留下脚印。

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杈伸到哪里，枝条蔓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

他们整不死我，也无法改变我。

他们可以修理我的枝条，砍折我的桠杈，但无法整治我的根。他们的刀斧伸不到黄沙梁。

我和你相处再久，交情再深，只要你没去过（不知道）我的故乡，在内心深处我们便是陌路人。

汽车在不停的颠簸中驶过冒着热气的早春田野，到达下闸板口村已是半下午。这是离黄沙梁最近的一个村子，我担心这个村里的人会认出我。那时我几乎天天穿过这个村子到十里外的上闸板口村上学，村里的狗都认下我们，不拦路追咬了。

我没跟那个朋友进他老舅家。我在马路上下了车，已经没人认得我。我从村中间穿过时，碰上好几个熟人，他们看一眼我，仍低头走路或干活。窜出一条白狗，险些咬住我的腿。我一蹲身，它后退了几步。再扑咬时被一个老人叫住。

好着呢嘛，老人家。我说。

我认识这个老人。我那时经常从他家门口过，这是一大户人家，院子很大，里面时常有许多人。每次路过院门我都朝里望一眼，有时他们也朝外看一眼。

老人家没有理我的问侯。他望了一眼我，低头摸着白狗的脖子。

“黄沙梁还有哪些人?”我又问。

“不知道。”他没抬头，像对着狗耳朵在说。

“王占还在不在?”

“在呢，”他仍没抬头，“去年冬天见他穿个皮袄从门口过去。不过也老掉了。”

我又问了黄沙梁的一些事情，他都不知道。

“那个村子经常没人，”他说，“尤其农忙时一连几个月听不到一点人声，也不知道那一村人在忙啥。地让他们越种越远。村子附近的地全撂荒了。”

我走出村子,站在村后的沙梁上，久久久久地看着近在眼底的黄沙梁村。它像一堆破旧东西扔在荒野里。正是黄昏，四野里零星的人和牲畜，缓缓地朝村庄移动。到收工回家的时候了。烟尘稀淡地散在村庄上空。人说话的声音、狗叫声、开门的声音、铁锹锄头碰击的声音……听上去远远的，像远在多少年前。

我莫名地流着泪。什么时候，这个村庄的喧闹中，能再加进我的一两句声音，加在那声牛哞的后面，那个敲门声前面，或者那个母亲叫唤孩子的声音中间……

我突然那么渴望听见自己的声音，哪怕极微小的一声。

我知道它早已经不在那里。

（选自《一个人的村庄》，有删节）

   一个人的名字

刘亮程

人的名字是一块生铁，别人叫一声，就会擦亮一次。一个名字若两三天没人叫，名字上会落一层土。若两三年没人叫，这个名字就算被埋掉了，上面的土有一铁锨厚。这样的名字已经很难被叫出来，名字和属于他的人有了距离。名字早寂寞地睡着了，或朽掉了。名字下的人还在瞎忙碌，早出晚归，做着莫名的事。

冯三的名字被人忘记五十年了。人们扔下他的真名不叫，都叫他冯三。

冯三一出世，父亲冯七就给他起了大名：冯得财。等冯三长到十五岁，父亲冯七把村里的亲朋好友召集来，摆了两桌酒席。 

冯七说，我的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我给起了大名，求你们别再叫他的小名了。我知道我起多大的名字也没用，只要你们不叫，他就永远没有大名。当初我父亲冯五给我起的名字多好：冯富贵。可是，你们硬是一声不叫。我现在都六十岁了，还被叫小名。我这辈子就不指望听到别人叫一声我的大名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你们叫他们冯大、冯二，叫就叫去吧，我知道你们改不了口了。可是我的三儿子，就求你们饶了他吧。你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叔叔大妈、哥哥姐姐的，只要稍稍改个口，我的三儿子就能大大方方做人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改口，都说叫习惯了，改不了了。或者当着冯七的面满口答应，背后还是冯三冯三的叫个不停。

冯三一直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大名。他像珍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个名字。

自从父亲冯七摆了酒席后，冯三坚决再不认这个小名，别人叫冯三他硬不答应。冯三两个字飄进耳朵时，他的大名会一蹦子跳起来，把它打出去。后来冯三接连不断灌进耳朵，他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见了人就张着嘴笑，希望能听见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冯三就这样蛮横地踩在他的大名上面，堂而皇之地成了他的名字。夜深人静时，冯三会悄悄地望一眼像几根枯柴一样朽掉的那三个字。有时四下无人，冯三会突然张口，叫出自己的大名。很久，没有人答应。冯得财就像早已陌生的一个人，五十年前就已离开村子，越走越远，跟他，跟这个村庄，都彻底的没关系了。

为啥村里人都不叫你的大名冯得财，一句都不叫。王五爷说，因为一个村庄的财是有限的，你得多了别人就少得，你全得了别人就没了。当年你爷爷给你父亲起名冯富贵时，我们就知道，你们冯家太想出人头地了。谁不想富贵呀。可是村子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你们家富贵了别人家就得贫穷。所以我们谁也不叫他的大名，一口冯七把他叫到老。

虚土庄没有几个人有正经名字，像冯七、王五、刘二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也都一个姓，加上兄弟排行数，胡乱地活了一辈子。他们的大名只记在两个地方：户口簿和墓碑上。

你若按着户口簿点名，念完了也没有一个人答应，好像名字下的人全死了。你若到村边的墓地走一圈，墓碑上的名字你也不认识一个。似乎死亡是别人的，跟这个村庄没一点关系。其实呢，你的名字已经包含了生和死。你一出生，父母请先生给你起名，先生大都上了年纪，有时是王五、刘二，也可能是路过村子的一个外人。他看了你的生辰八字，捻须沉思一阵，在纸上写下两个或三个字，说，记住，这是你的名字，别人喊这个名字你就答应。

可是没人喊这个名字，你等了十年、五十年。你答应了另外一个名字。

起名字的人还说，如果你忘了自己的名字，一直往前走，路尽头一堵墙上，写着你的名字。

不过，走到那里已到了另外一个村子。被我们埋没的名字，已经叫不出来的名字，全在那里彼此呼唤，相互擦亮。而活在村里的人互叫着小名，莫名其妙的为一个小名活着一辈子。

 (节选自《虚土》)

走进黄沙梁

刘亮程

我一直在找一个机会回来，二十年前，当我坐在装满旧家具和柴火木头的拖拉机上，看着黄沙梁村一摇一晃远去时，我就想到了我还会回来。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小村庄对我的一生有多大意义。它像做一件泥活一样完成了。在我像一团泥巴可以捏来塑去的那时，它把我顺手往模子里一扔，随意捣揉一番，一块叫刘二的土块便成形了。在那一刻，我还有许多重塑的机会，如果它觉得不满意，可以揉扁，洒点水，重脱一次、再重脱一次。但我知道一个村庄不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一个人身上，尽管一个人可以把一生时光耗费到村庄。可是现在不行了。土块已经变硬、成形。我再也无法成为另外一个人。甚至，无法再成为别的地方的人。尽管我以后去过许多地方，在另外的土地和人群中生活多年，它们最终没有改变我。 在我对许许多多的人生目标感到无望和淡漠时，我发现自己正一步步地走近这个叫黄沙梁的村子。

我记得我们是在哗哗的落叶声里离开黄沙梁村。满天空飞着叶子，拖拉机辗起的一长溜尘土，像面大旗向东飘扬。我记住那场风的颜色，金黄金黄。记住那些树在风中弯曲的样子，这跟每年秋天的风没什么不同。每年秋天，我们都在一场一场的西风里，把田野上最后的一点粮食收回来，最后一片禾秆割倒，拉回家码上草垛，赶到头一场雪落下时，地里的活已全部干完，一年就算结束了。腾空的田野里除了放牲口、落雪，再没有人的事情。

只是这一次，我们在这片田野上的活彻底干完了。我们扔下几十年的生活。不知将要搬去的那地方的风会怎样地吹乱我们。

拖拉机刚一出村两个妹妹便哭了。母亲一声不吭。我侧躺在车厢的最后面，面朝着村子，一把干草遮在脸上，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

这是我们第二次搬家了。

或许是第三次。母亲把我生在逃荒路上那一次我没有记忆，我也从没问过母亲我们从甘肃金塔到新疆乌鲁木齐的那段漫长路途中发生的事情，我相信迟早我会自己想起来，我那时经历的一切，都完整地深藏在我的记忆里。

“火车一进新疆你就出生了，早产了三天，把一车厢人都忙搅坏了。幸亏你奶奶会接生，大伙让出一排座位，你父亲绷一面床单挡住人，你大哥才四岁,怯怯地站在边上看。”

“进新疆时我们家四口人，你来了，又多了一口。”

早年我听母亲说起过一次。我有心没心地听着，像听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情。母亲说的是她自己的记忆。我还不知道那时我一睁眼看见的、我在母亲腹中听见和感觉到的一切是什么样子。

“你生得还算顺利。”母亲说，“可能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的响声让你烦了。你在肚子里动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你已经懂事了，啥都知道了。生你大哥时我没感到什么，生你弟弟妹妹时也没这种感觉。”

“你爹在火车上给你起了名字，叫进疆子。意思是进新疆得子。”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叫我刘二，一直这样叫。家从老皇渠村搬到黄沙梁后还这样叫。他们叫我大哥刘大，叫我两个弟弟刘三、刘四。我知道如果我不离开黄沙梁，等我五十岁或六十岁时，他们就会叫我刘老二。

我的树

刘亮程

村子周围剩下有数的几棵大榆树，孤零零的，一棵远望着一棵，全歪歪扭扭，直爽点的树早都让人砍光了。

南梁坡的路经过两棵大榆树。以前路是直的，为了能从榆树底下走过，路弯曲了两次，多出几里。但走路的人乐意。夏天人们最爱坐在榆树下乘凉，坐着坐着一歪身睡着。树干上爬满了红蚂蚁，枝叶上吊着黑蜘蛛。树梢上有鸟窝，四五个或七八个，像一只只粗陶大碗朝天举着。有时鸟聒醒人，看见一条蛇爬到树上偷鸟蛋吃，鸟没办法对付，只是乱叫。叫也没用，蛇还是往上爬，把头伸进鸟窝里。鸟其实可以想办法对付，飞到几十米高处，屁股对准蛇头，下一个蛋下来，准能把蛇打昏过去

有些树枝上拴着红红绿绿的布条和绳头，那是人做的标记。谁拴了这个树枝就是谁的，等它稍长粗些好赖成个材料时便被人砍去。也往往等不到成材便被人砍去。

村里早就规定了这些树不准砍。但没规定树枝也不许砍。也没规定死树不许砍。人想砍哪棵树时总先想办法把树整死。人有许多整树的办法，砍光树枝是其中一种。树被砍得光秃秃时，便没脸面活下去。

树也有许多办法往下活，我见过靠仅剩的一根斜枝缀着星星点点几片绿叶活过夏天的一棵大榆树。根被掏空像只多腿的怪兽立在沙梁上一年一年长出新叶的一棵胡杨树。被风刮倒躺在地上活了许多年的一棵沙枣树。我不知道树为啥要委屈地活着，我知道实在活不下去了，树就会死掉，再不发出一片叶子。

我经常去东边河湾里那棵大榆树下玩，它是我的树，尽管我没用布条和绳头拴它。树的半腰处有一根和地平行的横枝，直直地指着村子。那次我在河湾放牛，爬到树上玩，大中午牛吃饱了卧在树下刍草。我脸贴着树皮，顺着那个横枝望过去，竟端端地望见我们家房顶的烟囱和滚滚涌出的一股子炊烟。

以后我在河湾放牛经常爬在那个枝杈上望。整个晌午我们家烟囱孤零零的，像一截枯树桩。这时家里没人，院门朝外扣着。到了中午烟囱会冒一阵子烟，那时家里人大都回去了，院子里很热闹，鸡和猪吵叫着要食吃，狗也围着人转，眼睛盯着锅和碗。烟熄时家里人开始吃饭。我带着水壶和馍馍，一直到天黑才赶牛回去。

夜里我常看见那棵树，一闭眼它就会出现，样子怪怪地黑站在河湾，一只手臂直端端指着我们家房子——看，就是那户人家，房顶上码着木头的那户人家。它在指给谁看。谁一直在看着我们家，看见什么了。我独自地害怕着。

那根枝杈后来被张耘家砍走了，担在他们家羊圈棚上，头南梢北做了椽子。他们砍它时我正在河湾边的胡麻地割草，听见“鏊鏊”的砍树声，我提着镰刀站在埂子上，看见那棵树下停着牛车，一个人站在车上。看不清树上抡着斧头的那个人。

我想跑过去，却挪不动脚步。像一棵树一样呆立在那里。

我是那棵树(我已经是那棵树)，我会看见我朝西的那个枝杆，正被砍断，我会疼痛得叫出声，浑身颤动，我会绝望地看着它掉落地上，被人抬上车拉走。

从此我会一年一年地，望着西边那个村子。我再没有一根伸向西边的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