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唱歌选秀、户外真人秀等类型之后，喜剧正在成为当前电视综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等数十档喜剧类电视综艺节目，轮番上演，成为荧屏新风景。

喜剧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及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引起人们对丑和滑稽的嘲笑，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基于描写对象和手法的不同，喜剧可分为讽刺喜剧、抒情喜剧、荒诞喜剧和闹剧等样式。在中国艺术舞台上，从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救风尘》到当代的《抓壮丁暗恋桃花源》等，一直都蕴藏着喜剧的基因，散落着喜剧的种子。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舞台喜剧，还出现了喜剧电影、情景喜刷、喜剧型广播剧、喜剧类综艺节目等。

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前所未有，喜剧让人或捧腹或开怀，为生存于压力之下的人们提供了宣泄情绪、释放压力的出口，尤其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喜剧更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观众提供了心灵按摩和温情安慰。在话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开心麻花”系列却一票难求；在电影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泰囧》等喜剧片票房大卖；在电视剧产量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都市轻喜剧也总能取得不错的收视成绩，这些都反映出观众对喜剧的强烈需求。

虽然电视荧屏上出现了大量喜剧类节目，可在喜剧研究专家蔡体良看来，近些年，中国喜剧的发展却并不乐观，“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精品，屈指可数”。蔡体良的话指出了当前中国喜剧的最大问题：量多质不高。另外，随着收视竞争的加剧，一些喜剧节目“喜”得有些变了味。比如，有的节目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开涮，有的节目用低俗的段子吸引眼球，还有的节目用社会阴暗面刺激观众的神经。所有这些，也能让观众笑，但观众获得了欢笑，却被玷污了心灵。

观众需要笑，但不是肤浅的笑。喜剧的本质不能被低俗小品所取代，也不是插科打诨所能表达的。喜剧应该用传统文化与高雅品质赢得观众，而不是用媚俗的桥段取悦观众。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言，喜剧应该是纯粹的艺术。观众期待那种有意味有滋味的笑，期待被商业文化挤到边缘的喜剧艺术重新回到当代文化生活中来。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严肃的喜剧是以人类的美德为主题的。真正优质的喜剧节目，不仅能让观众发笑，还需要包含真性情，甚至针砭时弊，给人以思考。比如俄罗斯喜剧大师梁赞诺夫的系列喜剧，再如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作品，均令人回味无穷。特别是马三立表演的内紧外松、有条不絮、惟妙惟肖、含蓄隽永的“抖包袱”，使得人们在回味之后才会发笑，即所谓会心一笑。这些都是喜剧的最高境界。

“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优质喜剧背后一定有对人生的思考。在欢笑中引发对现实的思考，引导观众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喜剧应有的价值追求。今后的喜剧创作，应该锁定普通人的生活，融入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百态的描摹，凸显一定的时代精神。

（摘编自张默然《观众需要的不是“肤浅的笑”》）

复活的麦子

罗春会

①所有的庄稼都是春种秋收，只有麦子，却是秋播，夏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我并不想探寻究竟，只想它真是庄稼里的另类。

②人的死亡是一种永恒，而植物的死亡却是新生。就像麦子，它把自己快乐地埋葬在土地里。深秋，麦田里的芊芊新苗，是麦子重新开始走向生命的一个过程。这过程是残酷的，它的残酷是必须经过一个冬天的寒冷。春来，新生的麦苗是土地上最美丽的孩子：葱绿的、欢闹的、热烈的麦苗紧紧拥抱着大地。春风飘过，麦苗成了麦子，像母亲一样怀孕了。直挺挺的麦秆上长着一个个饱满得像孕妇一样的肚子里包裹着一个个有无数麦子的麦穗。走过麦田，那些与风亲吻的麦子，那些与空气拥抱的麦子，那些与自然亲密相爱的麦子快乐地跳着集体舞，它们是在为自己的新生而舞。可它们从没想过，自己在整个生命过程里所经历的从埋葬、复活再历寒冷以至成熟最后割杀都是为了被人类吞噬。但麦子从没有向谁倾诉，似乎这就是它必然的归宿，这就是麦子的思想。麦子的思想很简单，人的思想很复杂。可我不知道是麦子主宰人，还是人在把握麦子。

③看着颗粒饱满的麦子，我总把它想象成一个母亲，只有母亲的肚子里才可以孕育一个孩子，没有母亲，就没有人的生命。麦子的存在为生命提供可以享用的食品，只有麦子不断地复活，才有人的不断延续。我是吃麦子长大的北方人，我每天都要嚼食麦子做成的食物，没有麦子，我不知道自己还喜欢用什么来填饱肠胃。我常常想，是麦子在掌控着我的生命。麦子的死亡，是为了满足我的生命；麦子复活，我的生命才复活。

④亲爱的麦子！

⑤可我却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麦子！某些时候我甚至有些厌弃麦子，感觉到它的琐碎和细微。麦子在滋润我的肠胃的时候，我却用自己的肠胃消化麦子的生命。可麦子并不仇视我，它继续复活，继续以自己来养活我，营养我，让我活下去。他还为我的眼睛铺展一卷庞大的风景，秋天——冬天——春天——夏天，然后慷慨地走近我的肠胃里，被我毫不客气地消灭掉。

⑥我为自己的思想惭愧！甚至不能为麦子唱一支歌！

⑦冬天的冷在残酷着麦子的生命，这或许是麦子复活必需的条件。我忘记时间、空间和地域，是不是对麦子的复活是一种无情的冷漠？因为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走进麦田，当我远远地看着麦田那些稠密汹涌的麦浪时，觉得它们就像长期劳作在土地上的农民。但我从没有想到过它们和农民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在生活的过程中十分体恤农民的艰辛，我并不鄙视土地上的农民，我以一个医者的视角探视他们的生命，我还以学者的心态俯视他们的人情。许多时候我只能以自己仅有的力量关心他们，即使一点点能力。但我不是哲人，我确信自己无能力下确切的论语，无法！我只能以自己的情感去体味。

⑧但我不得不承认是麦子的复活养育着我的生命，也在滋润着我的情感和良知。就像农民，没有农民和麦子，我将会饥饿，将会因为饥饿而死去。

⑨一位哲人说：麦子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是来拯救人类的。可现在麦子一定很累了。很累的麦子会不会变老呢？麦子老了，谁来哺育我们枯竭的心灵呢？麦子还能不断复活吗？

⑩我的视线又转回到那一片在春风里摇曳着同一姿容的麦子，它们在春光中平铺成灿烂的笑容，似乎在回答我刚才的疑惑。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程中,书法篆刻艺术是最大受惠者之一。无论从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型角度看,还是从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各领域之与书法对比而论,皆是如此。

上个世纪,经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拉丁宇母的狂潮,经过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简化字替代繁体字、废弃毛笔改用钢笔、竖写式改用横写式、右起改左起、使用标点符号等一系列汉字文化“近代转型”的变革,在时代大潮中,书法似乎永远是“被革命的对象”。这使它嗫嚅踌躇，畏首畏尾，沉沧而自卑,在时代变革中始终抬不起头来。

百年近代史中,基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受“西学东渐”影响,艺术界出现“西化”取向。中国的古典诗文面对西方长篇小说、传统文人画面对西方油画、传统戏曲面对西洋话剧、古典民乐面对交响乐、民族舞面对芭蕾、泥塑菩萨面对西方人体雕塑,各行各业都可以实施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只有书法,是既没有西方参照,也没有近代欧美文艺“东渐”之事实内容的此外,高等教育中,早期的美术专科学校、音乐专科学校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舞蹈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在京、沪、穗、苏、宁等大城市鳞次栉比,但一概没有书法的份儿。甚至中国文联有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美协、音协、舞协、剧协,但长达30年间没有书法家协会。很遗憾,书法艺术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正式“身份”的。

古老的书法篆刻艺术在改革开放40年中,遇到了现代文化转型开放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紧接着的问题,是我们书法界其实并没有做好跻身于现代艺术大家庭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尤其是专业准备。

如果说做学术研究时,必须讲究以“问题意识”为前提,那么针对改革开放40年书法篆刻的发展,我们所作出的定位、判断、评价,正是在对上述种种问题发出质疑、追问和解答的过程中，在试图寻找出我们这一时代特有的可行方案中,在不断探寻、不断试错的经验中进行的。

从散漫的文人雅兴,走向严肃的学科,是书法篆刻艺术在改革开放40年里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最初,是基于大学专业设置的课程安排需要:学习书法专业4年,必须要有实践课和理论课,于是有了书法史、书法概论、技法理论等最初级的架构。美术、音乐、戏剧早已有大学,这些相关专业课上了七八十年了。但书法进入大学成为一门专业才刚刚开始。再后来,有了更细化成熟的课程结构如理论史、美学、当代书法批评、创作课等等。其后,更有书法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是三级、二级还是一级等有美地位身份的争论与争取。可以说,书法篆刻界认识到“学科”的重要性并能够率先迈出最宝贵的第一步,其动力首先来自高等教育的应用需要。

正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雄厚积累,使一部分书法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有了较之启蒙、初兴阶段更为清醒的认识。倚仗于高校专业教学这支主力军与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学术委员会专家团队,关于书法的学科目录定位究竟是二级、一级的争论及学术研讨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而关于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集聚即“书法学学科丛书”的编辑计划,也正在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全力推动下即将成形。书法篆刻艺术学科地位的提升,事关书法界从上到下全覆盖的“千家万户”；而学科研究成果汇为丛书,则搭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平台。这两项目标都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但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0年,故而今天我们期望书法篆刻界能以此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立足现实并指向将来。

（摘编自陈振濂《书法艺术及其学科建设》）

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了。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我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我重新成为了干休所里那个二十一岁的勤务员。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向昔日进行眺望的时候，我再次看见了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清这些木牌的来历。我跟身边的伴儿说的时候，他只给了我粗重的喘息，并未做任何的回答。我跟他说，我猜测这些木牌上的名字也许是当年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那些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吧，我的猜測是有道理的，可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木牌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的写着“白马”“黑花马”“手枪”，而有一些木牌是无字的，很不规则的画了一些“0”。也许，将军稂本不知道那些阵亡战士的名字？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的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我不是叫你下来吗。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他用手使劲地按着眼角边的两道皱纹。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我悄悄地留下了两块木牌，那是两块没有写字的木牌，上面画的是“0”。原来我留下的木牌是三块，那一块木牌上写的是“白马”。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来说，白马让我感到亲切。不过后来我把白马给将军送了过去，我看见那匹白.马从浓烟中站起来，回头望了一眼，似乎还有一声嘶鸣，然后甩下一路嗒嗒的马蹄声笼尘而去。白马是属于将军的。

对于将军那些木牌名字的来历，我曾经做过调查，当然这种调查是随意性的，我只是偶然地向有关的人提及，他们对我的问题都只能是摇头。似乎没人曾向将军提供过什么阵亡将士的名单，至少将军离休后没有。

那么木牌上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呢？它们是在什么时间成为了木牌，装满了整整的两个木箱？……

倒是干休所的王参谋向我提供了一个细节。他说他见过一次将军发火，那时我还没有来到干休所。他看见将军紧紧抓住一块木牌，对着它大声说，你就是再活一次，我还得毙了你！当时王参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将军把那块木牌扔出了很远，木牌划过地板时发出了一阵很脆的声响。过了很久，将军突然对王参谋说，你把木牌给我捡回来。将军接过了木牌，用手擦了擦上面的尘土，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了那些木牌之间。王参谋说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好像他把木牌递到将军手上时，将军的眼红红的。

我的手指，抚摸着我一直收藏的那两块木牌。在我混乱的生活里它的位置却是一直都没变过。而现在，我抚摸着它们，感觉上它们变小了，但比以前更重了。

(有删改）

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

黄振萍

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一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 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言官选任尤为严格。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赅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责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資格。总之，言宫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宫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幸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审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言官尽职尽责，对皇帝也不放过。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推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此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仆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