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

头发稀少，却梳得纹丝不乱，抹了发蜡后飘出的是雪花膏的香味，两个肿眼泡像熟透了的柿子，短袖衬衫扎在藏青色的长裤里，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仿佛不肯松手似的握得好紧，不晓得里面装了些什么。这是“丁老七”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也就五十岁出头的年纪，乍看上去，一副基层领导的派头。我是在陶瓷厂的包装车间见到他的，此时，刚打响上班铃。许多先他进厂的老同事都跟他打招呼：“丁老七，眼睛都睁不开啦！”而其他人则称他为“老七师傅”，或叫他“丁师傅”。然后，大家叽叽喳喳，说东讲西，一天的工作就宣告开始了。

“丁老七”方才还在挤眉弄眼和大家开玩笑，转眼间，像变魔术一般，就换上了白色围裙，坐上了绞草凳。我注意到，他的那双手与众不同，巴掌极宽大，像蒲扇，如胡萝卜样粗的手指已经变了形，想来定与职业有关。他绞草动作之熟、速度之快，令我目不暇接。

按镇上民间的叫法，陶瓷包装称之为“绞草”。几乎所有瓷器都是用稻草来包装的，故在每年的秋收后，便可见到远乡四邻的农民一车车将禾秆运到镇上来卖钱。通常绞草的程序并不复杂，以包碗为例：十只为一摞，先做草把子，把碗理整齐置于草把子上，用草结两头扎紧，再用禾秆卷筒，又扎一次较宽的草结，起到美化效果，最后用篾打几道箍，别上写有品名等级的标识，便算完了。手艺好的师傅绞的草，无论怎么扔都不散，就是从二层楼高丢下去，里面的瓷器也准保不会破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一直以来，绞草师傅是受人尊重的，颇有几分威风。更何况，彼等前辈里还出了个在镇上赫赫有名的郑子木，此公在清嘉庆年间为争取绞草工人的生存待遇，视死如归地穿戴起衙门大堂上烧得通红的铁靴铁帽，用生命换来罢工胜利，也为这个行业刷了金。从那以后，全镇的绞草工人都系一条白围裙，以示永久的祭奠。

车间主任对我说，“丁老七”是包装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早在六十年代技术等级评定时，最高级为八级，他就评上了七级半。于是，大家都不叫他的大名，直接就叫他“丁老七”了。他的徒子徒孙加起来数都数不清。逢年过节，照行规，徒弟们都会买些烟酒糕点上门去孝敬自己的师父。尤其是在过年时，徒弟们前脚跟后脚地去拜年，他老婆酒糟冲鸡蛋都忙不过来。

在那个漫长的夏天，作为厂团委的挂点单位，我天天都去包装车间，一来二去，我与“丁老七”混得滚熟，中午吃饭就端碗过去陪他闲扯。

直到那时候，我才弄清楚陶瓷行业分工细、派别多，干绞草这行的属杂帮，以南昌人为主。“丁老七”才八岁便入了这一行，从南昌乡下到镇上时，连草结都打不紧，要不是师父庇护，早被老板赶跑了。一个八岁的小孩讨口饭吃实在艰难，好在他勤快，肯吃苦，绞草行的活做了个遍，最后没有哪样不懂、哪样不通。师父师娘都喜欢他，师满后按规矩本可另立门户，他却情愿留在师父身边打下手，领的钱不多，但他倒心甘情愿。后来师父做了老板，他也没离开。

“不跟你吹牛，我是跑过大码头的。”他炫耀地说。他把橱里的那只仿猪皮的人造革包拿出放在腿上，取了一个信封出来，从里面倒出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都是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留影。照片里的“丁老七”穿戴齐整，一幅风华少年的姿容。在把信封放回包里时，他又掏出“劳动模范”奖章、“先进生产者”奖状，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翻看扉页，上面有赠送者的签名。“丁老七”得意地说“不晓得他是哪个吧？跟你说，原来他是我们厂的军代表，好有名，老八路，后来调去北京了！”

掰着指头算算，“丁老七”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出风头的就是为前来厂里  ① 的首长表演。那次他把餐具、茶具、酒具等大大小小、形态不一的物件混在一起包，不到半个钟头就完成了。然后，他让两个徒弟将包好的这一挂瓷器从一米多高向下丢，摔在地上，然后开包  ② ，竟无一件破损。首长竖起大拇指，直夸他技艺高超。“丁老七”一讲起这段，便摊开来与众不同的一双宽大巴掌，眯着一对肿眼泡，沉醉在昔日的荣光中。

可到后来，“丁老七”竟然被废了。听说陶瓷包装实行革新，用纸箱、泡沫取代禾秆，打包机、泡沫板占据了包装车间的显眼位置。“丁老七”对此极为排斥，添了许多无名之火，上班后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那种叫设备的庞然大物，他钟情的是禾秆，是篾条。好多人都劝他要看开些，要跟上时代，英雄总还会是英雄。可他不为所动，鼻子一哼，说“老子不做了！”于是跑到厂劳资科办了买断工龄手续，自己选择了下岗。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厂里见到过“丁老七”。

又过了几年，我在镇上报社门口看见一个保洁员，穿了件环卫工人的黄红相间的马甲，口袋里插了瓶农夫山泉。可瓶里装的是自泡的茶水，泛着啤酒样的泡泡。那人左手拎着可翻动的垃圾箱，右手握把夹垃圾的铁火钳，时不时停下脚步望一眼擦身而过的车水马龙，目光游离飘忽、木讷呆滞。乍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这是曾经熟识的“丁老七”。

（取材于梅坚《瓷器人物》）

中国的历史小说在古代主要以“演义”形式出现，通过文学虚构，其与历史有了根本之别。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尺度的。茅盾曾说过，艺术真实应该建立在对史料的考证上，做到事事有出处，甚至“找不出证据的东西，我们最好暂时不作大胆的猜想”。

新历史小说作家则认为，只有摆脱现实生活经验和现有历史材料的束缚，完成对历史的“消解”，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于是他们倾心于探寻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以虚构的热情执著于历史叙事，使作品散发新的文学魅力。可以说，新历史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樊篱，在对历史的消解中，历史的时间边界随之模糊不清，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的本质在文本叙述的“历史时间”中得以呈现。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时间的淡出。小说像一把扇子似的把时间打开或折拢。有时完全打乱，原本在时间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纠结在一起，在小说中浓缩为一刹那的功夫。这种时间的停滞，使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历时性故事被叠合或拆解，更多以共时性故事呈现，故事的时间安排都获得解放，正史的权威话语也面临质疑和挑战。

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冯的《另一种声者》和《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等小说中，叙事者无视时间的自然流程，让故事主人公在时间轴上不断变换着身份，自由往来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出现在这些小说里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事件背景或时间限制，看似实际却又充满虚幻性。作家把对人物和事件没有价值的时间剔除。把有价值的时间放大，以此揭示小说所讲述的过去与现在无非千古如此、未经变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另一个方式是时间的循环，让时间回到永恒的轮回的本质，以叙事时间造成对故事时间的悖离形成文本叙事的张力。莫言在小说《生死疲劳》中以佛家的六道轮回构建了历史的传奇叙事，达到了突破时间对人类精神本源状态的一些遮掩和控制，让生命真正回归到它的自然本质之中的目的。可以说，作家正是在对时间的征服中摆脱了传统情节结构的束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自由

对历史的消解，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对于历史的感知，也催生了种种具有现代色彩的想象。作家把不同种类、不同时代的素材杂糅在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既解构又建构，有利于隐喻历史和现实，使文本更具张力；但也有一些作家将自我囿于内心的狭小天地中，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新历史小说的视域，令小说沉浸在一种自我沉迷、自我哀怜、自我放逐的境地了。综观近年来的一些新历史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更为丰年对内心的描绘也更为细腻，但是，其对自我意识的指升却是以自我封闭为代价的。当自我主动地躲避与当代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之后，小说便更去了思考人类命运的坚实基础，变得脆弱而无力。部分新历史小说走到这一步，的确是有走向消亡的危险。

（摘编自王平《虚构历史的魅力——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

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

陆怡彤 远山

她像极了一位童心未泯的邻家奶奶，有着正午阳光一般的笑容。侃侃而谈中，她的话语流露出对人生与戏剧的睿智思考，眼神里满是岁月沉淀的坚定之光。这便是我们对陈薪伊的印象。

前不久，由陈薪伊执导的话剧《哈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结束了长达8天的演出。这位年届耄耋的中国女导演，以自己的人生感念和戏剧探索，为全世界纪念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2016年画上了一个韵味悠长的句号。

陈薪伊说，自己与莎士比亚的故事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她看过两部莎翁作品的电影，苏联邦达尔邱克主演的《奥赛罗》和英国奥利弗导演并主演的《哈姆雷特》。她顺着他们的思路认识了一个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20世纪80年代初，陈薪伊开始学习导演专业，对戏剧的研读让她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慢慢成熟起来，莎剧对人性犀利的解剖让她懂得“经典”与“大师”的含义。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排演剧目中，她是《麦克白》分场导演之一，并在剧中扮演了麦克白夫人。1986年，陈薪伊执导的《奥赛罗》参加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引起强烈反响，她因此被评为当年“全国十佳导演”之一。时隔30年，在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陈薪伊再次走进莎士比亚的悲剧世界。

如何才能排演出与众不同的《哈姆雷特》？如何才能引导中国观众读懂《哈姆雷特》？这些问题在陈薪伊的脑海中不断地徘徊着，直至她再次打开《哈姆雷特》的中文译本，翻译家朱生豪走进了她的视野。一个火花闪现，“答案就在这里”。

朱生豪，32年的短暂人生，翻译了31部莎士比亚剧作。提起译笔的那一刻，朱生豪勉励自己：“从今天起，我埋葬了青春的游戏，肩挑人生的负担，做一个坚毅的英雄。”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朱生豪曾听到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没有莎士比亚翻译，所以他决定要坚持翻译莎翁剧作，就好像他来人间就为了翻译这一件事。这仿佛是他一个人的抗战。他一个人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在轰炸上海的炮火声中，完成了自己的翻译。当《哈姆雷特》的手稿被炸毁以后，他又重新再来。陈薪伊忘不掉那昏暗的小屋与破旧的床，忘不掉朱生豪头上的轰炸机螺旋桨，忘不掉屋外的狂轰滥炸，仿佛被烧焦的手稿还挥不去地飘零在半空中。

犹如一颗石子，在她的内心荡起波澜。这一次，她在朱生豪的《哈姆雷特》译本中读到更多的是共鸣。朱生豪将出场两次且只有几句台词的挪威王子小福丁布拉斯放在了人物表的第三位。在陈薪伊看来，满是亢奋与激情的朱生豪是在用言出即行的小福丁布拉斯来观照哈姆雷特。于是，她在话剧《哈姆雷特》中加入了朱生豪的故事，由演员佟瑞欣一人分饰二角来完成。她解释说：“朱生豪有着令我崇尚的理想人性，即莎士比亚崇尚的理想人性——激情与理智相结合的完美人性。”“在剧中朱生豪顽强的生命力、坚强的意志力与哈姆雷特怠惰延宕的性格、懦弱犹豫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对抗。”在这部悲剧中，她期望“无冕之王”朱生豪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表演转换能够唤醒观众，希望人们可以用对比的思维重新判断那个被粉饰过的白马王子，从而拷问每一个和自己有关的细枝末节，去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曾执导过京剧《商鞅》的陈薪伊，在大多数导演退居幕后的这个年纪，仍然选择了舞台第一线，“言出必行”何尝不是投射了她的艺术人生。

这版《哈姆雷特》让人难忘的还有那些“中国味道”的细节。舞台布景里中国建筑元素的运用，昆曲《牡丹亭》音乐的加入，等等，都是现场观众的会心之处。如何令中西文化和谐融洽地共处一个空间，大概是每一个戏剧人都要探索的时代命题。陈薪伊说：“虽然许多戏剧的处理是在解剖哈姆雷特，但我不能让哈姆雷特失去莎士比亚戏剧中高贵的气质和高雅的风韵。因而，我用高贵的气质去融合不同的剧种。比如，我加了一段《牡丹亭》的音乐，因为无论是花园殉情，还是父亲在感情路上的阻隔，奥菲利亚和杜丽娘都是十分相似的。”

“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对自己忠实。”这是《哈姆雷特》里的一句经典台词。这也正是陈薪伊的戏剧初心。因为忠于自己，她日夜琢磨如何更好地呈现那些也许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细节；因为忠于自己，她渴望用莎士比亚的精神去反观人性，让人类看一看自己发展演变的模型；因为忠于自己，她将生命和时间都交付于舞台，把舞台视为不能亵渎的神圣的殿堂，努力用思想和世界观去诠释戏剧作品，感召观众。“我的人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戏剧人生，我的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戏剧。”这便是陈薪伊和她的戏剧人生观。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5日，有删节)

日前，各地精彩纷呈的全国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丰富多彩、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是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很丰富了，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文学的阐释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作为艺术，文学语言不仅有达意的沟通功能，更有语言形式表述完美的审美功能，并超出文本字面，有更丰富、更深远的含义。《论语·八佾》中，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子夏进一步问：“礼后乎？”孔子对此大为赞赏，甚至认为学生对老师有所启发。这段话说明了一点，即诗的语言不是简单直白的表述，诗的含义往往需要解释。可以说文学从一开始，就离不开阐释。

古代希腊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诗人就像巫师一样，因为神灵附体，才在一种迷狂状态中唱出诗句来。这就是所谓诗人“灵感”的概念。柏拉图曾说，诗人只有“受到灵感，完全失去自我，不再有理性的时候，才可能作诗”。这就使得批评和阐释成为必要，作品的意义必须通过批评和阐释的理性说明，才得以被一般读者所理解。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菜尔马赫为阐释学的任务作了这样的界定：把作者无意识的创作带入意识的领域。现代的文学批评家不再说诗人处于迷狂状态、神志不清或无意识创作，却认为文学不能直接诉诸读者，只有批评才能直接而明确地告诉读者，文学的意蕴何在。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就一再强调，“艺术只是表现，但不能直说任何东西”。换言之，文学要在社会上具有存在价值，产生影响，都必须经过文学批评和阐释的中介。

由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见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诗或文学都与批评和阐释共存，而诗或文学的语言因为意蕴深厚，丰富含蓄，往往允许多种解释，可以见仁见智，乃至诗无达诂，使批评和阐释更显得重要。当然，没有文学及其深厚的意蕴，就不会有文学的阐释，但没有能揭示深厚意蕴的阐释，文学作品也就像一些“无言的花朵”，终究不能被读者深入理解。

（选自《文学评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