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六盘

张承志

①离开沙沟和西吉滩，在大雪纷扬中，我们穿过了一片片斑驳错落的村寨，来到了单家集。一罐茶只喝了一口，我们便又穿过杨茂、姚杜，急急地前进了。干燥的雪在脚下“喳喳”作响，问答间已经能辨出方言的差异。西吉一别，即是隆德。我们踏着硬硬的薄雪，背上行装迈开大步，搭上手扶拖拉机越过隆德。我们的心在六盘。

②人间的事就是这样，当一切都已远逝，当新的世界像江河浪涛一样卷持着自己浮沉而下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回忆起一个遥远的印象。随着成年，随着见识和缺憾的积累，人们会开始懂得这印象的可贵。因为它只这么闪烁一瞬，然后就消失，就熄灭，就永远失而不得了。它在消失和熄灭的时候，带走了你的一份青春和历史，当你知道已经真的失去了它的时候，你会感到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你的生命又衰老了一分。

③我感谢六盘山，因为在我顺着它腰肢的崎岖小道向上攀登时，它为我唤醒了一个已经沉睡了的印象。那是一个十八岁的我，背负着六十斤重的行囊，在岷山山地的一座高山上行走的印象。六盘山雪路泞滑，路边灌木枝条上凝成银白的雪柱，山岩状如冰雪雕塑，白雪为悲壮的贫瘠山体披上了外衣，山间弥漫着沉甸甸的浓雾。眼前的景象，还有那急促的喘息和背上的汗水，双腿的沉重，都强烈地向我的肉体和心灵唤起着那个印象。那一天，我和一个背着一篓煤炭的农民并肩走在大雪覆盖的岷山道上，那农民被压弯的背和煤灰染黑的脸上流淌的道道汗水，还有那双在黑污中朝我闪着善良憨实的目光的眼睛，曾经给年轻的我带来过撞击般的感触。从那以后近二十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说：近二十年过去了。荒凉的岷山道，雪封的远山近村，脚上的冻伤和背上的重负，连同那个脸膛黑污，眼睛和善的驮炭人，都被忙碌的生涯淘去了，淡忘了。我只是朦胧中觉得自己心里似乎还存留着什么，它常常使我在奔波中稍稍定神的一瞬感到惶惑。

④所以我感谢六盘山。哪怕是短暂的接触也好，哪怕我还远远不能洞知和理解；尽管我仍然只能再去投身于我的奔波世界，尽管我深知当我们在顶峰欢呼雀跃之后，朝下山道上迈出一步就有可能是对这座山峰的永诀——我仍然感谢六盘山。它在我成年的心里唤醒的那个印象已经再也不会沉睡了。当我望着在雪幕后雄伟的、缓缓升起的、那颜色灰蒙的静默大山，望着它身上鳞甲般的丛丛树木，望着它襟裾下茫茫无际的大地上不可思议的梯田村庄的地图时，我久久地想着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里经历的一切。从岷山道上那背炭的农民开始，一直到沙沟乡面容坚忍的哲合忍耶回民，许许多多的熟识面影，仿佛在向我启示着什么。

⑤来到和尚铺，回首望六盘，顶峰和山口已经被山峦遮住了。想起昨天夜宿的杨河乡，只觉得天关难越。眼前路分三岔，固原城已经举步可接。我知道，此别六盘山就是告别西海固；前面虽路程尚远，但我这次严冬远行的计划已经结束了。

⑥巍巍六盘山还在冬雪中无言地默立着，荒瘠的岭脉沿着路左一字排开。我没有多少惊喜或可数的收获，但我的心中是一片踏实的宁静。

⑦再见，我质朴、刚强的六盘山！

(选自《风土与山河》，有删改)

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程中,书法篆刻艺术是最大受惠者之一。无论从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型角度看,还是从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各领域之与书法对比而论,皆是如此。

上个世纪,经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拉丁宇母的狂潮,经过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简化字替代繁体字、废弃毛笔改用钢笔、竖写式改用横写式、右起改左起、使用标点符号等一系列汉字文化“近代转型”的变革,在时代大潮中,书法似乎永远是“被革命的对象”。这使它嗫嚅踌躇，畏首畏尾，沉沧而自卑,在时代变革中始终抬不起头来。

百年近代史中,基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受“西学东渐”影响,艺术界出现“西化”取向。中国的古典诗文面对西方长篇小说、传统文人画面对西方油画、传统戏曲面对西洋话剧、古典民乐面对交响乐、民族舞面对芭蕾、泥塑菩萨面对西方人体雕塑,各行各业都可以实施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只有书法,是既没有西方参照,也没有近代欧美文艺“东渐”之事实内容的此外,高等教育中,早期的美术专科学校、音乐专科学校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舞蹈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在京、沪、穗、苏、宁等大城市鳞次栉比,但一概没有书法的份儿。甚至中国文联有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美协、音协、舞协、剧协,但长达30年间没有书法家协会。很遗憾,书法艺术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正式“身份”的。

古老的书法篆刻艺术在改革开放40年中,遇到了现代文化转型开放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紧接着的问题,是我们书法界其实并没有做好跻身于现代艺术大家庭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尤其是专业准备。

如果说做学术研究时,必须讲究以“问题意识”为前提,那么针对改革开放40年书法篆刻的发展,我们所作出的定位、判断、评价,正是在对上述种种问题发出质疑、追问和解答的过程中，在试图寻找出我们这一时代特有的可行方案中,在不断探寻、不断试错的经验中进行的。

从散漫的文人雅兴,走向严肃的学科,是书法篆刻艺术在改革开放40年里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最初,是基于大学专业设置的课程安排需要:学习书法专业4年,必须要有实践课和理论课,于是有了书法史、书法概论、技法理论等最初级的架构。美术、音乐、戏剧早已有大学,这些相关专业课上了七八十年了。但书法进入大学成为一门专业才刚刚开始。再后来,有了更细化成熟的课程结构如理论史、美学、当代书法批评、创作课等等。其后,更有书法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是三级、二级还是一级等有美地位身份的争论与争取。可以说,书法篆刻界认识到“学科”的重要性并能够率先迈出最宝贵的第一步,其动力首先来自高等教育的应用需要。

正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雄厚积累,使一部分书法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有了较之启蒙、初兴阶段更为清醒的认识。倚仗于高校专业教学这支主力军与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学术委员会专家团队,关于书法的学科目录定位究竟是二级、一级的争论及学术研讨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而关于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集聚即“书法学学科丛书”的编辑计划,也正在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全力推动下即将成形。书法篆刻艺术学科地位的提升,事关书法界从上到下全覆盖的“千家万户”；而学科研究成果汇为丛书,则搭建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平台。这两项目标都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但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0年,故而今天我们期望书法篆刻界能以此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立足现实并指向将来。

（摘编自陈振濂《书法艺术及其学科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效；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和百年战争洗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蛮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武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