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点燃现代人的诗词情

《环球人物》：叶先生，您说没有诗词，您难以在人生的逆境中坚持下来。困顿时，哪些诗词给您以慰藉和勇气？

叶嘉莹：晏殊写过一句词：“满目河山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满目河山都是引起你怀远的，可你怀念远人，远人就来到你面前了吗？你就飞到远人身边了吗？所以他说“空念远”，念远是白白的，没有用处的，伤春也是空伤春，他写的是两重的悲哀，也是两重的反省。晏殊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如怜取眼前人。我大学毕业，曾经到私立的并不著名的学校去教书，但我讲课一样认真去讲。眼前要做的，我把它做好。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杜工部、李太白。他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把他们好的东西讲出来。所以，一个人不要梦想，不要空想，不要空空地怀念过去，不要白白地梦想将来，要珍重你的现在。

《环球人物》：这有些像现在年轻人爱说的，“不恋过去，不惧将来”，然而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逆境中的悲伤自怜，古人如何克服？

叶嘉莹：若以欧阳修为例，欧阳修历经宦海沉浮，晚年到颍州西湖定居，写了十首《采桑子》，每首的第一句结尾都是“西湖好”，而他所写的西湖景物，无论任何季节，任何天气，没有一时一处不美好。读一遍就能体会到他遣玩的意兴。他不是肤浅的欢乐的追逐，他是透过悲慨写欢乐。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说：“我们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有的人悲哀，对世界都痛恨，都悲观，也有人盲目享乐。可有修养，有情操的人，虽认识人生可悲慨的一面，仍能够看到世间可欢喜可赏爱的一面。

《环球人物》：顾先生说得真好，“有生之事业，乐观之生活”。然而人们往往是在追逐事业和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体会了顺逆无常，生出许多人生际遇的感怀，甚至是伤怀。

叶嘉莹：那么，你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同样写大江，李后主写什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写的只是悲哀的一面，没有反省和超脱的一面。苏东坡则不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悲哀感慨之中有一种超脱，一种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通古今而观之，这是做人要培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

《环球人物》：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在一地成长，在一地读书，又在一地工作，回忆过往，每个地点都能让人产生乡情。而思乡，恰好是古诗词另一个恒久的主题，对吗？

叶嘉莹：韦庄有《菩萨蛮》五首。第二首，他在江南，人家劝他“未老莫还乡”，他坚持一定要回到故乡。可是到第三首，他说“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我现在不得不离开江南了，回想才觉得当年在江南的那一段日子，还是好的，还是快乐的。我当时是年轻的，春天时穿上美丽的春装。薄，那么轻松美好的衣服。你要知道，最难得的是你生命中精力最饱满的那一段生活——你的青春，你的韶华。

《环球人物》：朱光潜曾比较中西爱情诗，“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姻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之后婚姻，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所以我们的相思最易在古诗词中找到共鸣？

叶嘉莹：钟嵘《诗品》评价《古诗十九首》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第一首《行行重行行》写了“生别离”的两个人，其中“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两句，就真正是惊心动魄——纵使你不甘心放弃，决心等到底，可你有多少时间等待？一年很快就到岁暮，人生也很快就到迟暮。一旦无常到来，一切都归于寂灭，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又不甘的事！事实上，这又是绝不可避免的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是多么平常而朴实的语言，却带有如此震动人心的力量。

《环球人物》：除了欢情与别愁，我们还能从有关爱情的诗词中读出什么感悟？

叶嘉莹：欧阳修《蝶恋花》里有一句：“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真是神来之笔。这个窄袖轻罗的女子低头采莲，从荷塘的倒影里忽然发现自己容颜的美好。一个人，也许你终其一生从未发现过自己的美丽，不只是外表，还有品格、修养、志意。你任凭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没有珍重过自己，没有爱惜过自己，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完成什么。当采莲女子发现自己的美，“芳心只共丝争乱”，这是觉醒、反省的时刻，我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的美好应该交付给谁？作为读词的人，你们的一生又该交付给什么，你们是否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能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完成的人？

（摘编自《环球人物》第345期）

相关链接：

①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14年11月，90岁时，回国定居。

③“我第一次听先生讲课，只觉惊为天人。”叶嘉莹门下的博士后蔡雯对《环球人物》记者感叹道，“听先生的课与讲座，听得越多，便越发觉得一切情感都能在古诗词中、在千百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深切的、直抵灵魂的共鸣。在现代社会里生存，你的种种苦乐，都可以在数千年的文化原乡中找到最大的共情、共鸣、共振。拥有了这片文化原乡中的诗意，你就不会孤独。”

④《朗读者》节目组联系到叶嘉莹先生，想请她上节目，但93岁的老先生想了想，没答应。她说想学习杨绛先生，把自己“关”起来。她的“关”不是为了幽居与隐逸——叶嘉莹现在定居南开大学，不外出的时候，她或是“关”在西南村的寓所里讲课，或是“关”在迦陵学舍里著述。她皓首著书，鹤发授课，正是为了把古体诗词的火种传下去，燃出现代人那一份怦然心动的热情。

材料一：

继高铁“霸座男”事件，“霸座”现象似有井喷之势。但与其说“霸座”现象井喷，不如说是媒体对同类现象的高频度呈现造成“集中涌现”效果；与其说现在是不文明症候群密集发作的“大爆炸期”，不如归结为自媒体时代公共空间的能见度提高了。说得更通俗些，不是霸座乱象绝对量骤然增多了，而是曝光率突然提高了。

“霸座”乱象并非今天才有，“霸座男”事件只不过是更为奇葩：当事人孙某的霸座和事后炫耀等低素质行为，与其博士身份、“精英人士”标签形成巨大反差。而霸座也随之被带入舆论视野，取代闯红灯、乱扔垃圾等，成了不守规则、不讲文明的新“典型”。

占座霸座行为在现实中挺常见，跟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很“贴近”，所以极易激起共鸣、引发共情。以往人们对这类行为可能更多的是曝光无门、报警无果，吐吐槽也就过了。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和自媒体降低了人们曝光身边罔顾规则行为的门槛，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随着权利和文明理念濡染，人们的权利意识在增强，文明观念水位在提升，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不文明行为的接受程度不断降低。

人们对不守规则行为的容忍度变低了，曝光门槛也降低了，这种技术与理念共推下的进步会倒推公共空间恪守规则共识的形成和社会治理的完善。文明的养成需要舆论力量的倒推，最终实现“由力而起、由善而达”。这里的“力”，就包括媒体的曝光之力、舆论的监督之力。当霸座行为被越来越多地曝光、谴责和约束，社会文明自然也能“更进一步”。

（摘编自侃人《“霸座家族”遭密集曝光：人们的容忍度在降低》，《新京报》2018年9月25日）

材料二：

霸座，既违反道德，也违反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遗憾的是，从已曝光的霸座事件看，现场工作人员及执法机关多数只是加以劝说，劝说无效的，无非事后处以罚款，没有采取拘留措施。这种处置力度和处罚结果无疑将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在一票难求的春运期间，几百元的罚款显然比加价购买座位票更划算这岂不是变相鼓励霸座行为？

在法治社会，在对破坏社会规则行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理当及时亮出带有强制力的法律之剑。譬如，一旦遇见霸座行为，当受害乘客或列车工作人员劝说无效时，就该及时报警求助。执法人员依然劝说无效的话，就该果断地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将霸座者带离现场。如果霸座者有辱骂或抗拒行为，则应以妨害公务论处。这样方能打压以赖欺人的嚣张气焰，尽快让受到侵害的权利和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只有法律硬起来，恶人才能软下去。只有本着不以恶小而纵容的态度依法处置并惩戒这些霸座行为，方能形成威慑，让有非分之想的人们心存顾忌，让法律更有尊严，社会更加有序，风气更加良善，公众更有安全感。

（摘编自史洪举《谨防惩戒霸座不力产生破窗效应》，《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23日）

材料三：

霸座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中站不住脚，但为什么会陆续出现这种现象？占座者在面对旅客、车长和乘警的指责、纠正时，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坚持自己的错误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壹心理专业课负责人曾旻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这一行为。他认为，往往是自恋水平异常的人才会做出此类举动。过分自恋者会完全沉浸在自身的世界里，他人的声音是听不进去的，一旦遇到反驳自己的声音，他们会用更大的声音和理由去反驳回去。

“霸座的人通常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在流动性极强的高铁旅途中，下了车双方可能就再不相见，在这个小空间内道德约束是不强的，霸了座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所以人们更容易‘放飞自我’”。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向记者说道。

（摘编自《高铁霸座，乘客权益该如何保障》，《中国城市报》2018年10月25日）

材料一：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实地探访聚集了大批陪读家长的毛坦厂镇，探求当地真实的“高考生态”。

陪读妈妈：

黄晓，今年43岁，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的“任务”除了陪伴上高二的18岁儿子，还需要照顾好因儿时发烧而失去自理能力的22岁女儿。黄晓租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一年房租2万。虽说要带着女儿重新适应新环境，但黄晓只要想到能每天和儿子见面，心里就很幸福。在毛坦厂陪读的日子里，黄晓每天不到6点就要起床给儿子烧早饭。黄晓说，自己除了洗衣做饭，就是照顾女儿，而做饭一般都是烧儿子或者女儿喜欢吃的，“晚上11点多放学回来，我还煮面给他吃”。黄晓心疼儿子，考试后，从不主动问成绩。“看他脸色就知道他考得好不好。”她说。儿子晚上回家后学习一般会到12点半，而她也会等到儿子睡了之后再休息。

陪读8个孙辈的七旬奶奶：

一间约2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74岁的陪读奶奶李仁珍正坐在床边听着收音机，她孙子徐鹏是毛坦厂中学的高一学生.20多年前，不到50岁的她在老家开始了陪读生活。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毛坦厂陪读，上一次是小孙女读高中时。在李仁珍看来，她不愿给晚辈添麻烦，“陪读”孙辈也是为了给子女们减轻压力，所做的事就是照料生活，帮孙辈洗衣、做饭，陪读8个孙辈也并非值得一提的事。除了吃午饭、晚饭时在家里的20分钟外，要到晚上11点放学后，李仁珍才跟徐鹏有独处的机会。她坦言，因为孙辈平时课余时间少、功课多，这些年陪读，自己很少主动跟孙辈交流，“怕打扰他们学习”。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6月2日）

材料二：

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毛坦厂中学，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学子前来备战。

近日，记者来到毛坦厂镇发现，当地托管中心的代陪读服务预定火热。在毛坦厂镇的一家托管中心，二层的楼房被隔成数个单间，每个单间里都配有床铺桌椅，这里的房间已经被预订过半，有些学生已经将物品搬进寝室。在开学前，这里将住满学生，托管老师会代替孩子们的父母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

据了解，学生在托管中心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5000到30000元人民币之间，价格根据所选房间的大小而定，费用包含房租、伙食以及洗衣服等服务费用。

暑期放假，学生们在补习功课，家长则选择在小镇上做生意或者在服装加工厂打工，利用放假的时间工作赚钱，以此补贴家用。据了解，在服装加工厂通常按件计费，多劳多得，尽管收入不高，但对于陪读家长来说，可以缓解家庭的压力。

在安徽六安毛坦厂镇，每年都有超过一万名学生来此求学，这也孕育了小镇上火热的“陪读经济”。

（摘编自《安徽毛坦厂：学生求学催生“陪读经济”》，中国新闻网2018年6月29日）

材料三：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就陪读现象对2003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2日）

材料四：

根据陪读的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等几类。多元的陪读现象，折射的正是复杂的教育图景。优质教育资源仍不够均衡，是“陪读大军”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的推进，教育资源校际、城乡、区域间不均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观，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位均衡距离公众期待仍有差距。良禽择木而栖，望子成龙的家长自然也会择名校而居。再加上部分家庭对于升学与应试的过度追求、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该由父母包办的错误教育观和成长观，家长也就被裹换进陪读队伍。

（摘编自赵婀娜《读懂“陪读大军”背后的教育焦虑》，《人民日报》2017年9月7日）

材料一：

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发布了由该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制的“碳离子治疗系统”。该系统已于9月29日获批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这也预示我国有了自主品牌的碳离子治疗设备，实现了国产重离子治疗设备零的突破。

所谓重离子，是指“原子序数大于2”的原子在失去部分或全部电子后而形成的带电粒子，碳离子就是其中一种。据“碳离子治疗系统”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肖国青介绍，重离子束拥有独特的物理和生物学特性，被认为是理想的放疗用射线，其副作用小，疗程短、疗效好，特别适合不宜手术、对常规射线不敏感、常规射线治疗后复发的部分实体肿瘤的治疗。

1975年，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利用其已有的科研加速器装置率先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研究。上世纪90年代，德国和日本相继开展重离子治疗肿瘤技术和临床研究，并逐步推广应用。截至目前，重离子治疗已成为全球放疗领域的前沿和热点，国际上共有11台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在运营。2008年，我国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也引进一台装置，并于2015年投入使用。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0月10日）

材料二：

据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院长郭小毛教授介绍，截至2019年5月8日，医院共收治患者1945例，覆盖40余种肿瘤疾病。

治疗患者中全部采用重离子或采用重离子联合质子治疗的患者有1818例，单纯采用质子治疗的患者为127例（主要为开业初期收治患者）。

据院方透露，首批临床试验患者5年随访统计结果显示，在安全性评价方面，绝大部分患者的一些轻微不良反应已完全消失；在有效性评价方面，排除非肿瘤原因，临床试验患者总体随访近5年生存率达97.1%，近5年局部肿瘤控制率达81.8%。

“医院不仅着力临床治疗，还在这块沃土进行方案优化和自主创新。”院长郭小毛教授说，开业至今，医院放射物理团队自主研发了旋转治疗床、旋转治疗椅及粒子治疗限束设备等粒子系统设备辅助设施。

在粒子系统设备的信息系统更新研发方面，医院自主研发了国内第一套更为适合质子重离子的“中国版”治疗流程管理信息系统，并已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该套系统替代了医院原先使用的国外版本，极大提高了与医院粒子系统设备的匹配度。

（《晨报》首席记者 杨眉 《晨报》记者 陈里予）

材料三：

为加快推进甘肃省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注册上市过程，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在国家药监局领导和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重离子装备及技术运用决策部署，确定甘肃省肿瘤医院牵头作为临床试验第一主体，武威肿瘤医院牵头作为临床试验第二主体，解决临床试验机构及人员资质的合法性问题，对临床试验人员进行全面培训。联合上海市医疗器械审评认证中心组成专家团队，开展并完成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为开展临床试验工作创造条件。同时，启动重离子治疗系统上市后监管研究，组织甘肃省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开展风险预判，防范控制重离子加速器临床使用风险，保证临床试验者的受试安全与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

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王宗伟表示，自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项目启动以来，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将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扎实推进，围绕项目注册上市全方位开展工作，跟进项目进展，提供配套服务，全力支持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下一步，甘肃省药品监管局将全力优化服务，加强联系沟通，积极邀请相关领导和专家进行现场检查指导，协调开展注册申报资料预审核等工作，积极造福广大癌症患者，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我国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试验治疗圆满完成》，选自《中国医药报》）

材料一：

1970年4月24日。这一天，在西北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成功地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空。在举国欢庆“东方红”的时候，中国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提出一鼓作气载人飞天。

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要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航天员送入太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飞天路上的重重困难，难不住富于智慧与创造的中国人。从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开始，中国航天人在短短7年时间就攻克了载人航天的一道道难题。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9个月后的12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在低温严寒的条件下发射成功。“神舟”飞船四战四捷，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奇迹，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的重大突破。

在这个金色的秋日，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在万户的飞天尝试过了600多年后，又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杨利伟，向太空飞去…

（摘编自《飞向太空的航程》）

材料二：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进行了300次发射，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这靠的是什么？龙乐豪院士认为，靠的是牢牢把握住了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以我国新一代运裁火箭家族的拓路者长征六号火箭为例，2015年它以“一箭二十星”创造了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瞄准国际运载火箭先进技术水平，很多技术在世界上没有成功应用的先例，自主创新成果达十几项。

据介绍，长征五号突破了12项重大关键技术和247项关键技术，代表着我国科技创新与工业制造的高水平，不仅使整个火箭技术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带动国内工业制造能力的提升。

未来，比长征五号更大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将研制9．5米级的火箭箱体，也将带动国内新材料、新工艺、新器件、新装备等向前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王伟童《长征火箭成为闪亮的中国名片》，《人民日报》2019年04月01日）

材料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1日报道，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是中国火箭的绝对主力，承担了中国96.4%的发射任务，发射航天器总质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99.2%．

报道称，一组数字可以反映出长征系列火箭的快速进步：自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飞至2007年6月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鑫诺三号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100次发射用时37年，年均发射2.7次；再至2014年12月，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巴资源卫星，长征火箭第二个100次发射用时7.5年，年均发射13.3次；至2019年3月10日，长征火箭实现第三个100次发射，用了4年多时间，年均发射23.5次。

报道称，尽管长征系列火箭也曾发射失败，尤其是2017年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失败。但长征系列火箭接近96%的发射成功率，在世界上仍属于先进水平。而且，与前50次发射相比，长征系列火箭后250次发射的成功率明显提升。在第三个100次发射中，长征火箭共将225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高达97%。特别是2018年，长征火箭年发射连续成功次数达到37次，首次位居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第一位，并创下世界航天发射的新纪录。

报道称，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有密切关系。如果革弊兴利得当，这种体制在需要高投入、高协调、高精准但见效慢的航天领域还是颇具竞争力的。

报道称，这些年，中国航天打破论资排辈的弊端，青年人才挑大梁的局面蔚然成风。不拘一格用人才也是中国航天科技进步的“秘诀”和保障。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3月12日）

人们通常以“社会转型”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产过程（包括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的科学化、产业构成的非农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是基本动力，而由此带动的社会生活形态上的城市化则是最显著的外在表征。如果我们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看作是一种“乡土文明”的话，那么，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则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城市文明”的时代。

对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它单纯理解为一个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概念，而没有将它看作是描述中国整体社会的概念。实际上，在费先生这里，与“乡土社会”对应的不是空间形态意义上的城市社会，而是历史序列上的“现代社会"。费先生用“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所要刻画的，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是一种独特的乡土型文明形态。就如同现代社会的结构、文化和运行形态并不仅仅限于城市，这种独具中国点的传统“乡土文明”形态也不仅仅限于中国乡村，而是笼罩于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

但是，无论你是主动告别还是恋恋不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独具特色的传统“乡土文明”已无可避免、无可挽回地成为了或正在成为明日黄花，今日的我们已无可选择地进入了“城市文明”主导的时代。 这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带来产业的集中，而产业的集中，结合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必然带动人口向产业集中地大规模集聚，进而带来城市的扩张。这一过程，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看，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必然进程。

在传统乡土社会，一方面城乡联系本身并不紧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乡村是本位，而且相对独立，不依赖于城市,而并非生产基地的城市则反过来完全依赖于农村。但现代社会的城乡关系则截然不同，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以及更为直观可感的交通、通讯技术的纽带作用，城乡联系变得异常紧密；另一方面，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城市在城乡关系中便取得了几乎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而必然地发挥出对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而且，只要承认经济运行的形态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那么，城市的这种组织重塑作用、辐射作用也必将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行方式必然是围绕着城市而组建起来的，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只能顺应而不可逆这个基本历史趋势而展开。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首先是（即使不是完全是）一个使乡村参与并共享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过程，是乡村融入城市主导的现代文明的过程。

《摘编自冯婷《城市文明时代的“乡村振兴”》

材料一：

1987年，广东台山海域发现一条满载货物的古代沉船。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南海 I号”。此后30多年，针对这条宋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截至2019年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14万件各类文物。

“南海I号”属于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的“福船”类型；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福船”，实物，其船体结构和建造手段为研究南宋时期的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南海I号”的船体结构和船中瓷器情况来看，该船极可能是从泉州港始发，目的地有可能是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沿海这些地区，而对沉船上那些具有域外风格金器的产地研究或许能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重要线索。

“南海I号”沉船由于受到海洋生户、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沉船海域几乎为零的能见度和复杂海况又使得以水下考古方式进行的原地发掘无法科学实施。面对这一难题，中国水下考古专家创造性地扩“整体打捞”的方案，把沉船、船载文物以及沉船周围的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定的钢结构箱体内，将分散、易碎的文物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并迁移到可人为控制的新环境中，进行后期室内发掘和异地保护。“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是我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相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在水下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摘编自魏峻《一艘自南宋船——开启中国水下考古新航程》）

材料二：

随着世界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水下的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不断的开发，同时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应根据国法则和条例，出台相关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文，并制定相关的规范政策。因此，世界上9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参与制定，并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公约》强调的基本原则有：

（一）“为全人类利益。水下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各个国家都要对其进行保护。

（二）原址保护。鼓励人们以负责的和非闯入的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文化遗产，以对其进行考察或建立档案资料，人们的这些活动不应该妨碍对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

（三）不应该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以交易和投机为目的的商业开发。

（四）合作共享。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方面相互合作帮助，有可能的话，也应在对这种遗产的调查、挖掘、记录、保存、研究和展出等方面开展协作。

（摘编自万晓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原则的应用探析》）

材料三：

1985年初，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打捞了一艘我国古代沉船“泰兴号”，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出于“物以稀为贵”的想法，哈彻砸碎了其中60 多万件，将剩下的交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行。那次专场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国家文物局得到中国瓷器将被拍卖的消息时，曾经试图阻止，惜未成功。于是，文物局委派专家携3万美元赶赴荷兰进行回购。但高出起拍价十倍的成交价让我们在拍卖之时根本无力举牌，最终黯然归国。随后“发展水下考古研究”的建议提交给了国家文物局。1987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从事水下考古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之后培养了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孙行之《中国水下考古25年》）

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中，《我和我的祖国》作为“祖国万岁”方阵的背景音乐，传达出了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爱的诉说。

《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藜、曲作者秦咏诚是辽宁大连同乡，他们都毕业于继承了延安鲁艺光辉革命传统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秦咏诚15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抓害虫》，1948年考入大连地下党领导的关东社会教育团，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196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以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名震一时。随后，他更是一鼓作气创作出《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满怀深情望北京》等红色经典歌曲。

与之正相反，张藜的艺术之路走得坎坷艰辛。1946年，张藜考入东北鲁艺四团，1947年进入东北鲁艺文学研究室进修。1950年，他发表了第一首歌词作品《建筑工人之歌》，遂以此为终身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心直口快的张藜被打成右派，后又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蹉跎近二十年，直到1975年被抽调参与编辑《战地新歌》才得以重拾业务。

1984年，一天下午，张藜对秦咏诚提出：“能否写一首旋律和《太阳与大海》的音乐主题反着来的歌曲?前者是旋律从低往高走，而这首歌则要求音乐从高向下行，但情绪和意境不要变，音域不要太宽。”秦咏诚稍加思索，便想出一个新的动机，不觉笔下生风，思如泉涌，仅仅20分钟，一曲新的旋律便一气呵成。

谱子到手，一晃半年过去，用张藜的话说，“我揣在怀里走到哪都琢磨这个曲调。”这年秋天，张藜去湖南张家界参加一次笔会，抵达大墉县的当晚，张藜又把曲谱拿出来看了几遍，可依然灵感全无，伴着难以名状的失望，他彻夜难眠。当清晨的霞光穿透窗棂，张藜推开窗户，一轮旭日东升，天门山身披万道霞光，巍然屹立潇湘大地，令张藜感慨万千。他回想起走过的人生道路，尽管跌宕起伏，却始终与祖国母亲的脉动休戚相关。祖国与个人，就如同大海和浪花，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张藜这样对秦咏诚描述灵感奔涌的切身感受：“第二天早晨当我打开窗户，看见眼前晨雾中的巍巍高山，突然有了感觉，歌词就出来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歌曲主旨一旦确立，久滞的心潮再度澎湃，不期而至的神思，激发出动人的诗篇。同样只用了20分钟，张藜就完成全部歌词的创作。

《我和我的祖国》歌词朴实大方、亲切感人，第一段以高山、河流、炊烟、村落、车辙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意象，表达对祖国锦绣河山的赞颂;第二段以“大海”和“浪花”为指代，连用六个排比式博喻，生动形象地揭示出祖国和人民不可分割的血脉深情。

多年以后，张藜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我和我的祖国》抒发的纯粹是我的真感情，我觉得铸就了我爱国情感的主要摇篮，是我曾经就读的大连商业学校。在学校里，我曾被日本人扇耳光，差点被打死，而且每天看到的都是蔑视的眼光，深切感觉到亡国奴的悲哀和痛苦。”

在秦咏诚之子秦际凯看来，这首歌今年再度唱红大江南北，也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儿女内心深层次的变化与感受，“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人的凝聚力多强!因为有了这个做基础，唱歌的底气都不一样了，是用心在唱，是心与心的交流。”

历经磨难，初心始终不改;信仰之火，点亮追梦征程。鲁迅先生有言，“创作总根于爱”。张藜、秦咏诚正是把对祖国和人民最深沉的爱，融入《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中，在新中国音乐史上谱写下不朽华章。

（选自《光明日报》2019.10.27《浪花对海的深情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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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诞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反应了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不仅歌曲的名字让李谷一感到温情，歌曲的旋律也让她感觉很兴奋。李谷一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更别提像《我和我的祖国》这种欢快的八六、八九拍了。“《我和我的祖国》的节拍更像华尔兹，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可这样的旋律欢快抒情，更适合表达感情，与《我和我的祖国》的内容非常契合。

（韩轩《首唱者李谷一深情回忆创作故事》）

材料一

“丹东一号”是位于辽宁丹东的黄海海城一艘沉船残骸的名字。2014年，它被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调查队发现，体量大约1600吨。后来，它被确定为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军舰，其特征与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军舰的特征相符。考古队按沉船所在海域位置，将其命名为“丹东一号”。

从2014年开始，考古队先后在水下发现了加特林机关枪、鱼雷引信和方形舷窗等文物，但要证明“丹东一号”就是“致远舰”，仍然缺少一件直接的证物。2015年9月，考古队在沉船遺址西南方发现了一块瓷片。经过测量、记录，他们在探方内向下挖了约60厘米深，提取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瓷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瓷片带回水面，开始尝试拼合。

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瓷盘慢慢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印花颜色已经消褪，但文字痕迹依然清晰。瓷盘的正中可见一个圆形的舰徽，中央写有中文篆体字“致远”，周围则是英文字母，翻译成中文就是“致远，大清帝国海军”。这是当年“致远舰”船员使用的餐盘。

其后，在一个进行抽沙澄净的探方内，队员们又发现了一架已断为两截的单筒望远镜。在铜质镜筒上发现了一行用花体英文字母镌刻的字样——ChinKinKwai——“致远舰”帮带大副陈金揆的英文名，表明这是属于陈金揆个人的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件进一步证明“致远舰”身份的有力物证。帮带大副陈金揆是这艘舰上仅次于管带邓世昌的高级军官，从加入北洋海军至英勇牺牲，他与“致远舰”相伴了整整七年。而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四艘军舰战沉，“致远舰”200余人壮烈殉国，仅7人幸存。

材料二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致远舰”沉没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未有定论。据水下考古发现，埋于泥下的舰体保存完整，未见舰体外侧有大范围的开裂或大洞。如果“致远舰”遭受过鱼雷攻击，那么在吃水线以下接近龙骨的地方会形成很明显的破损痕迹，甚至舰体断裂。而检索与此役相关的日方史料，日军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任何发射鱼雷的记录。

另外，大部分史料都没有记载“致远舰”在沉没前曾发生过大爆炸。出水文物中还发现了152毫米炮弹、鱼雷引信在内的许多种未爆弹药，所以“致远舰”弹药用尽、冲击日方舰船的说法也很难成立。

依据现存资料，“致远舰”的沉没非常突然，没有明显的征兆。专家猜测，当日方炮弹击中“致远舰”侧面水线以下部位，会造成大量进水，海水通过甲板上的竖井迅速蔓延至其他舱室，舰体才会突然下沉。同时该舰上层被炮火击中，起火燃烧，且火势凶猛。水下考古发现舰体绝大部分区域都有火烧痕迹，很多地方被烧得只剩下金属部件。“致远舰”极有可能是在火灾和进水的共同作用下突然沉没的。

材料三

在“致远舰”之前，中国水下考古调查的多是海外贸易用的木质风帆船，对以蒸汽为动力、钢结构材质的大型战舰进行调查发掘，属于一个全新的领域。“致远舰”在海水中沉睡了120多年，一旦出水后遇到空气，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很快被锈蚀破坏。另外，经历过百年的自然侵蚀和战后的破坏性打捞，舰体结构极为脆弱，整体打捞可能会导致船体散架。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致远舰”在原始环境中的研究价值，要远大于在博物馆中供游客观看的价值。甲午海战是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钢铁战舰之间的交锋，“致远舰”沉船无疑将为中国海战史，乃至世界海军史研究提供新鲜的一手资料。从日俄战争中遍布黄渤海的沉舰，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日沉舰，在中国境内沉没的战舰还有多艘，希望针对“致远舰"的水下考古能够积累经验，为沉船考古调查提供可以借鉴的范例，让中国近代沉舰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踏踏实实地开展起来。

（摘编自《中国国家地理》201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