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早梅^①

何逊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

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

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

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

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张纮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孙策创业，遂委质焉。表为正议校尉，从讨丹杨。策身临行陈纮谏曰夫主将乃筹谟之所自出三军之所系命也不宜轻脱自敌小寇愿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无令国内上下危惧建安四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曹公闻策薨，欲因丧伐吴。纮谏，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绒为会稽东部都尉。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绒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令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予靖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成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暗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时年六十卒。权省书流涕。

（摘编自陈寿《三国志·吴志八》）

走进铜鼓的细节

荆永鸣

我和采访团的同行们从南昌出发，驱车四个多小时，在一场骤雨初歇的正午抵达铜鼓。

铜鼓历史悠久。有史料记载，铜鼓明设铜鼓营，清置铜鼓厅，1912又置铜鼓县。

因城东有一巨石，色如铜，形似鼓，击之有声，故而得名。因此，铜鼓又是一首古老的歌。如今，在跳动着十四万个生命音符的铜鼓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淳朴、典雅的客家人。又因此，这里不仅流传着浓郁的客家***介绍，永丰村是省级贫困村。近年来，他们实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脱贫策略，把峡谷溪水打造成“江西第一漂”，把高山荒地建成江西第二家野外高山滑雪场，同时把深山竹笋、杨梅、尖栗、板栗、山楂做成罐头，甚至把竹子做成电脑键盘、鼠标、小音箱等，远销各地。

离开铜鼓前，我独自来到了定江河边。我想找一位当地人，最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聊一聊，做个简单的交流。我凝望着眼前幽深的河水，回想着在铜鼓的所见所闻，心中泛起阵阵涟漪。我在想，悠长的河水流走了岁月的泥沙，却流不走凝固的历史。而凝固的历史与流动的现实在这里交织，或许后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注吧。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王羲之创作的《兰亭集序》被盛赞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因为整幅作品精美绝伦，更因这篇手书序文中，字字独具风采，同字异写更是变化无穷，其中二十个“之”字无一雷同，竞有谚语“之字最多无一似”流传。

分布在原帖中的二十个“之”字，因语境、句式和书写布局呈现出的不同笔法、空间结构和内在韵味，究竟是书法家对艺术创作原则的主动遵循，还是临场发挥随机的、自然的结果，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姑且将此争论放在一旁，单从结果上看，《兰亭序》中二十个形态各异的“之”字，客观上贡献了书法创作上从形式到内容层出不穷的新意，王羲之对书法变革的贡献，是书法家“内生”（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革命性的变化”）变革的典范。他十二岁经父亲传授笔法，“语有大纲，即有所悟”，先师从卫铄（卫夫人）学习书法，之后博采众家之长，正书师法钟繇，草书师法张芝，最终做到了“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这种艺术革新，首先是跳出了当时的窠臼，引领了书法体式上的“革命性”发展。王羲之将行楷二体向前推进，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使其便捷易识，在继承钟繇楷书古朴精简、张芝草书数意兼包的基础上大胆变化，完美兼顾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以一种全新的文字书写体式形成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笔法观念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更是对传统程式进行大胆变革，以不断变化的手法和笔态，避免千篇一律，做到随类赋形，因势生形，字字相生，而面对同样的一个字，则照顾其所处环境、位置，保持该字独立个性的同时，做到与周围和谐统一。《兰亭集序》中二十个神态各异的“之”字，就是这种笔法的代表性应用。

人们谈及创新，往往更多着眼于“发展”（即质变）的结果，而忽略“增长”（即量变）的前提，王羲之的书法创新则是量变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古语“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说的是汉代著名书法家张芝，在水塘边上练习书法，天长日久，洗笔竞把整个水池洗黑，后人称之为“墨池”。《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这种态度，可以视作王氏对增长型“量变”的肯定。“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现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具有相关语义的“笔秃千管”“秃笔成冢”等成语流传甚广，也说明书法家群体对量变积累的集体重视。

在临池水墨的基础上，王羲之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做法，是对同时代书法技艺、要素进行的重新组合。伴随其阅历的增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峰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王羲之遂改变初学，博采众长的同时，尝试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摘编自王枫《之字最多无一似》，《光明日报》2018年12月09日）

“要前进，就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创新永远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钱七虎如是说。

“我从来不支持‘自主创新’这个词，我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的结尾如此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