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关系研究在我国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个学科缺乏崇尚学术研究的环境。崇尚学术是指同行评价的心理标准，是学术性的而非行政或社会标准，营造崇尚学术的环境对于学术人才的成长是有益的。

首先，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学者养成学术精神。学术精神包含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追求客观真理，不容忍错误的认知，通俗地讲就是较真儿。追求客观真相或真理是成为国际关系学术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真正的学术人才必然具有独立判断的精神，不畏惧权威的观点不同，一心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哪种观点更符合客观世界。在崇尚学术的环境里，人们较容易形成较真儿的学术态度，这对学术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

其次，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增强学者的学术毅力。虽然不能排除个别人在年轻时取得举世瞩目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成果，但多数国际关系学术大家的高水平学术成果都是在年过半百之后取得的。能否几十年坚持不懈从事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对学术人才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学者去除心中杂念、专心学术研究。（   ）；而在崇尚学术的环境里，学者们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而这种不计名利的学术投入，正是当今时代学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古从军行

李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①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②，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③入汉家。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于各方军阀的混战，各种政权此起彼伏，但思想领域也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人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同时，先进刊物的发表给中华大地时常刮来新思想的浪潮，这些都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独特的进步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这些青年们走上街头抗议，不仅仅表达他们对腐败无能的统治者的不满，对列强侵占国土的强烈谴责，更是在发出他们这一代人对于这个残破的国家的呐喊，向人们昭告着这个时代的进步青年们对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他们还在为这个国家的存亡殚精竭虑，他们还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抱有美好的希冀！这场运动留下一个非常可贵的精神财富——希望，正是这笔精神财富支撑着后来的先烈们去战斗、开辟与探索。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勇敢追求未来的精神值得一百年后我们的青年和学生思考与学习。

（“前尘尽后”微博2018年11月12日，有删改）

材料二：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他租住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即今天的南昌路100弄2号，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撰写发刊词《敬告青年》。同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决定给中国的青年办本杂志。36岁的他，满腔热情地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代新青年身上。他在发刊词中列举“新青年的六大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00多年后的今天，伫立在两层小楼前，重读这篇3000多字的《敬告青年》，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先有新青年，才有新国家，青年才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如今，青年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聆听历史深处那热烈的憧憬、热情的冀望。“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独立、进取、开放、脚踏实地、富于理性的一代人，正在为了新时代的光荣和梦想，奋发前行。

（《光明日报》2018年11月08日，有删改）

材料三：

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在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封建大户人家。受父亲的影响，他思想活跃，接纳新生事物，向往变革与革命。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各种进步社团，广泛接触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学生，在北大崭露头角，成为学生领袖。1919年参加并领导了五四运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组织各校罢课，发表革命文章。高君宇也以其“弘毅果敢”的爱国壮举，被誉为“中国青年革命之健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是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

1924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1925年3月5日在北京病逝，时年29岁。

伟大的信仰让高君宇充满力量，他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却不顾个人安危，随时准备为革命付出自己的生命。他如同闪电一般，划破旧世界的黑暗，悄然点亮中国的未来。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人民日报》2018年04月18日，有删改）

材料四：

2018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与腾讯QQ联合发布《00后画像报告》。

（中青在线2018年05月07日，有删改）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仁”，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连孔子的三位高足，理解也有高下之分。《荀子》记载，孔子问：“仁者若何？”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孔子的评价：“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爱人”。孔子的评价：“可谓士君子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自爱”。孔子的评价：“可谓明君子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

为什么孔子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提倡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做到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只有坚持并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有益养料，滋润、丰富和繁荣、发展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足够的智慧与气度消化外来文化，佛教被成功消化吸收就是一个例子。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养料而始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就因为它对外来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拿来或拒斥，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然而，近现代以来，一些人对文化的认识存在两个显著的不平衡：一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不平衡，二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教育中，就是对中华文化关注不够，而西方文化却占极大比重。这是有失偏颇的。

《论语》记载：孔子和弟子周游到卫国，看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弟子问：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孔子曰：“富之。”弟子又问，如果大家都富裕了，该怎么办？孔子曰：“教之。”当前，我国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也“富”起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教之”！教什么？是沿着西方文化的“引导”来教，还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当前，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最迫切的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

总之，我们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又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既要有开放接纳、交流融合的雅量，又要有不削足适履、不买椟还珠的智慧和定力，这样才能在文化精神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编自“国际儒学网”楼宇烈《中华文化有智慧和气度消化并吸收外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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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心理辅导室

2019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