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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亡，有我！
齐邦媛
抗战爆发后，整整一年间，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南京来到重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送我去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上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发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又向华北伸出侵略的魔爪。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通过游行呼吁自强，号召爱国抗日。校长张伯苓先生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重庆觅地建立南开中学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南开中学在抗战最困难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张校长幼年时跟随浪迹各地私塾教学的父亲读书。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奋发图强，为国雪耻。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一年后，他被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目睹了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本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八年，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誓为教育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克服种种困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回国后，他创设了南开大学。抗战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了南开。之后，南开与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自他从事教育到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中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为了庆贺他七十岁之成就，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另有表现的中国》一书，书名意指借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张校长高大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些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散居世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节选自《巨流河》，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