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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雨
季羡林

①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②“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檐溜就打在这铁皮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细无声”了。按常理说,我坐在那里,同文字拼命,本来应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③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  
④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代蒋捷的《虞美人》了: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⑤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五十岁左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过是介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顶上已是“童山濯濯”了。要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   
⑥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青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性。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 
⑦今天早晨,我的梦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到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
⑧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画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逝方生,方生方逝。这本来是人类中的诗人所欣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
⑨我的心又收近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怡悦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
(原文有删改) 

上一题 下一题 0.0难度 选择题 更新时间:2014-12-04 12: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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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科学

马来平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化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务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于所未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性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对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