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李世民曾明确表达过:“自有国已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贞观十一年(637年),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宣布“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诏下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山东士族地主的力量相当强大,他们并不把以李氏为首的新统治者放在眼里。唐太宗需要追宗论祖,自称李老君,以抬高李家的地位。他借尊崇道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以此抵消山东士族势力的社会影响。而在寺院经济中,佛寺的比重又远远超过道观,故佛教的经济力量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更为突出。他宣布“先道后佛”,稍抑佛教之势,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而绝不是要抛弃他所信仰的佛教。
——摘编自魏承思《试论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世民宗教政策变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