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城市，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谓。在我国古代又有都城、都下、京师、京华、帝京等多种称呼，1927年以来则习惯称为首都。虽然在我国“首都”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对国家都城的建设和经营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核心的首都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是中国古代首都观的基本内容。按照《周礼》的说法，天下之中所在地，就是夏至时八尺之表影长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因为天地合于此，四时交于此，阴阳和于此，为百物阜安之地，所以最适合建为国都。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对此，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建都于天下之中，居中而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和历史传统。后来的王朝虽然各有其都，但总是将其宣称为天下之中并努力将其营造为天下之中。比如明清时期分别在北京城外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上修建改建了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作为郊祀的场所，通过四郊的确定将北京城置于“中央”的位置，进一步突显了天下之中的地位。

象天法地、象天设都成为营建国都时的一个重要法则。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修筑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和范蠡修建越国宫城时均已采取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法则，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也都按天象布局。象天设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象征着国都和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包含着对德治天下的期待。诚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首都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汇聚多种礼仪场所的祭祀重地。《周礼》提到营建国都的理想模式时也说一定要有祭祀场所，即“左祖右社”。从实际情况来看，秦朝及西汉中前期以前，祭祀场所并不集中在都城，而是分布在广泛的区域，皇帝需要长途巡行才能完成祭祀活动。汉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提出应当重视都城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于是在长安南北郊营建了祭祀天地的场所。这种将最重要的祭祀场所集中于国都的做法，大大提升了都城在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地位，首都的神圣性和特殊性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和彰显。

首都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在古人的心目中，国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祭祀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明代梁潜说：“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这里的首善，一方面指最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方面达到一种比其他地方都要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首先好，即国都在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方面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为此，古人特别强调应该率先厘正国都的风俗，提升国都的道德水平，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选址于天下之中，象天设都，京师为祭祀重地、首善之区等构成了中国古代首都观的重要内容，其中既突出和塑造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与威望，也体现着古人对中正和谐的崇尚，对首善有序的追求。

(摘编自张勃《中国古代的“首都”观》)

王莽传

节选一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 nǜ）。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节选二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节选三

于是莽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汉危无嗣而公定之四辅之职三公之任而公干之群僚众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赐嘉号曰安汉公，辅翼于帝，期于致平，毋违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