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节奏与教育的节奏

①学校生活是一段生命的旅程，教育则是一场深入生命的探险。那些对生命充满好奇的探险者，如蒙台梭利、怀特海、维果茨基，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中发现了学校旅程中最重要的秘密：生命是有节奏的，睿智的教育期待着与生命的和鸣共振。

②自然拥有自身的节奏，如日月盈亏，寒来暑往；生命拥有自身的节奏，如呼吸吐纳、生老病死。依据自然节奏的启示和生命自身的律动，人类创造了新的节奏，如音乐、诗歌、美术、数学。作为一项面向生命的事业，教育也是一种依据生命的律动而创造的节奏。教育面向生命，就必须探寻生命的节奏，合于生命的节奏，强化生命的节奏，并创造生命的节奏。

③教育的节奏要求教育者对生命节奏的敏感。蒙台梭利从生命的节奏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教育的敏感期。“当某种特殊的敏感性在儿童身上被激起时，它就像一道光线照射到某处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使得那个被光线笼罩的地方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如果儿童不能根据他的敏感期所发出的一些指令行事，那么，一种自然征服的机会就永远地丧失了。”因此，教育需要观察和发现，教育不能等待，不能忽略，不能错过。

④教育又必须等待，必须耐心等待生命的生长。维果茨基从生命的节奏中发现了智力的最近发展区和教育最佳期。他用心理学的实验告诉人们，只有当儿童在自己的发展中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一定的教育才能有可能进行，这是教育的最低界限。除了最低教育界限外，还存在着最高教育界限，两者之间就是“教育最佳期”。早于或晚于最佳期的教育，或因超出最近发展区而无法对那些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施加影响，或因停留于现有发展水平而不能有效促进心理机能发展。当我们急于造就神童和天才时，当我们因孩子面对“奥数”一脸茫然而怒火中烧时，当我们心灰意冷，要为孩子贴上无可救药的标签时，或许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再等等看……

⑤基于对生命节奏的哲学解读，怀特海为教育者绘制了一份生命的智力周期图：浪漫——精确——重归浪漫的综合。童年的浪漫为精确阶段积累素材。没有浪漫的冒险，要么是儿童被僵死的知识淹没，并因过早耗尽“内存”而“死机”；要么是教育者面对一个空洞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教育必须是将已存在于大脑中的活跃而纷乱的思想进行有序的排列，你不能教一个空洞的头脑。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儿童喃喃自语：山坡上开满了妈妈……且慢发出我们的嘲笑——这是一份多么美丽而珍贵的浪漫啊！因此，或许我们更应该这么做：以童年和成年共同的名义，归还童年的浪漫，保卫童年探险的权利。因为儿童是成人之母，童年的生命体验至少与成年体验同等重要。

（《北京教育（普教版）》，有删节）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口喊经典阅读，年轻一代或者大众，却都不读原著，只读别人的解释，这就会误事，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后果，说不定比不读更坏。

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经典阅读”？“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这几年我提出过一个概念：“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几部经典，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文学经典而言，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等等，都是进入国民基础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为他们民族年轻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

那么，究竟哪些是我们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该在中学(大学)开设什么基本经典选读课，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这样的经典阅读，实在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应该认真对待的。而且，当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经典阅读，还有某种迫切性。青少年时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都不是小问题。现在我们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首先是不读书：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除了课本和应考复习资料以外，没有时间、精力，也无兴趣读其他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家长也不允许读；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

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其明显的愉悦性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当下中国读书市场上这样的“新袋子”、“红纸”包装，实在是太多了，没有经验的青少年特别容易上当，但吃下去的却是“烂肉”、“酸酒”，仰赖这样的“快餐”长大，是可能成为畸形人的。

鲁迅因此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阅读经典，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是要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经典的选择与阅读，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仅要读古代经典，还要读现代经典，不仅要读中国经典，而且要读外国经典，不仅要读西方经典，还要读东方国家的经典，不仅要读文学经典，还要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经典等等，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吊死在一棵树上。

而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要为读经典而读经典，目的是要促进自己的精神成长，我们是为了“立人”而阅读经典。

摘编自（钱理群《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昆仑山的灯光

窦孝鸥

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青藏高原的汽车兵,部队常年执行繁重的运榆任务。茫茫青藏线上人烟稀少,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些设在路旁的兵站。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就是其中一个。每当夜幕降临兵站门前的大红灯笼便会被点亮。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开的车在半道上抛了锚。副连长留下修理班长和我们车组一起修车,便带车队走了。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们冒着飞扬的大雪和刺骨的严寒修好车辆后,已到了21时30分。等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时已是凌晨0点40分。

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大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抱歉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原来,每晚不论多少车队住站,老班长都要找带队干部了解道中有无抛锚车辆,哪怕只有一台车未到站他也要备好饭菜一直等着,这已是他的铁规。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三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徐班长是冈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人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就成了高价莱。

还有,上级发的许多黄豆,他能靠着锅台边的热气给大家泡豆芽吃,他想做豆腐,给大家改善伙食，一方面缺乏工具和设备,另一方面技术上也不入门,这让他很伤脑筋。老班长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那年,他趁着汽车兵搞冬训、兵站接待任务不多的空儿,千里迢迢回了趟老家。到家后,他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经过10天的跟班劳动,他把做豆腐、豆腐脑、豆腐干和豆浆的技术学到了手；接着又到县城一家食品厂去学做面包、蛋糕、凉粉以及腌小菜的手艺。他态度诚恳,老师傅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给了他。

一个月的假期快到了,归队前老婆给他准备了许多土特产。但他每样只拿了一点点,因为他有许多“宝贝”要带。其中一个“宝贝”就是一个磨豆腐的小石磨。

回了兵站,开始试验做正腐。首先是磨豆腐,他们只能用人推。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氧气“定量”

老班长不但做出了豆腐、豆腐脑和豆浆,还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面包、糕点、凉粉,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茱……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也提高了。

吃完饭,我一抬头,在大红灯笼的照耀下,我看见墙上贴着住站部队送给兵站的一封表扬信,上书“风雪几千里,此地最难忘”。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吃上了老班长做的豆腐脑、包子和馒头。上路前,我把写好的表扬信贴在了餐厅的门上面是:双手巧做百样饭,红灯照暖万人心。

我们鸣着喇叭表示感谢,出发上路。走出很远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兵站门前那盏大红灯笼于薄明中仍在闪闪发光。

啊昆仑山的灯光,照着一批批汽车兵,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直至今天,直到永远。

（有删改）

内部言语并不是外部言语的内在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功能。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与词语相联结的思维。但是在外部言语中，思维是由词来体现的，而在内部言语中，随着词语产生思维，词语就消亡了。内部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纯粹的意义来思维的。它是一种动态的。转移的、不稳定的东西，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而词和思维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或多或少描绘了言语思维的组成成分。只有在考察了言语思维的下一个层面以后（这是一个比内部言语更加内在的层面），才能理解言语思维的真正性质和位置。

这个层面就是思维本身。每种思维都创造了一种联结，完成了一种功能，解决了一个问题。思维的流动并不同时伴随着言语的展开。这两个过程不是同一的，在思维单位和言语单位之间也不存在刻板的一致性。当一种思维过程流产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当一种思维“不再进入词语”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思维有其自己的结构。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并非易事。

思维和言语不一样，思维并不是由彼此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当我想与别人交流下面的思想，即今天我见到一名赤足的男孩身穿蓝衬衫沿着街道奔跑，我并不把其中每个项目（item）分别对待：即男孩、衬衫、衬衫的蓝颜色、他的奔跑、不穿鞋子等。我把所有这一切在一次思维中构想出来，但是表述时却用分别开的词语。一个讲话者往往要花几分钟时间才能将一个思内部言语并不是外部言语的内在方面——它本身是一种功能。它仍然是一种言语，也就是说，与词语相联结的思维。但是在外部言语中，思维是由词来体现的，而在内部言语中，随着词语产生思维，词语就消亡了。内部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纯粹的意义来思维的。它是一种动态的。转移的、不稳定的东西，在词和思维之间波动着，而词和思维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或多或少描绘了言语思维的组成成分。只有在考察了言语思维的下一个层面以后（这是一个比内部言语更加内在的层面），才能理解言语思维的真正性质和位置。

这个层面就是思维本身。每种思维都创造了一种联结，完成了一种功能，解决了一个问题。思维的流动并不同时伴随着言语的展开。这两个过程不是同一的，在思维单位和言语单位之间也不存在刻板的一致性。当一种思维过程流产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当一种思维“不再进入词语”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思维有其自己的结构。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并非易事。

思维和言语不一样，思维并不是由彼此独立的单位所组成。当我想与别人交流下面的思想，即今天我见到一名赤足的男孩身穿蓝衬衫沿着街道奔跑，我并不把其中每个项目（item）分别对待：即男孩、衬衫、衬衫的蓝颜色、他的奔跑、不穿鞋子等。我把所有这一切在一次思维中构想出来，但是表述时却用分别开的词语。一个讲话者往往要花几分钟时间才能将一个思想展现出来，在讲话者的心中，整个思维是立刻呈现的，但是在言语中，它必须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相继展开来，我们可以把思维比作一朵乌云洒下一阵词的雨点。由于思维在言语中没有它的自动对应物，因此从思维向言语的过渡必须通过意义。在我们的言语中，始终存在着隐蔽的思维，即潜台词。由于从思维向言语的直接过渡是不可能的，因此始终存在思维不可表达的悲哀。

内心将如何表达它自己？

他人将如何理解？

心灵和心灵之间的直接交流是不可能的，不仅在生理上不可能，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不可能的。交流只能用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