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叔父飞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时，以城降。钜夫入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他日，召见，问贾似道何如人，钜夫条对甚悉，帝悦，给笔札书之，乃书二十余幅以进。帝大奇之，谓近臣曰：“朕观此人相貌，已应贵显；听其言论，诚聪明有识者也。可置之翰林。”为应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为朕言之。”钜夫顿首谢曰：“臣本疏远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报陛下！”寻进翰林修撰，屡迁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至元二十三年，见帝，首陈：“兴建国学，乞遣使江南搜访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并宜参用南北之人。”帝嘉纳之。二十四年，立尚书省，诏以为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遂以钜夫仍为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于江南。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还朝陈民间利病五事拜集贤学士仍还行台。二十六年，时相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钜夫入朝，上疏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今权奸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桑哥大怒，羁留京师不遣，奏请杀之，凡六奏，帝皆不许。三十年，出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兴学明教，吏民畏爱之。大德四年，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为民害者，上下肃然。皇庆二年，旱，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忤时宰意。明日，帝遣近侍赐上尊，劳之曰：“中书集议，惟卿所言甚当，后临事，其极言之。”钜夫建言：“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钜夫草诏行之。三年，以病乞骸骨归田里，不允。钜夫请益坚，特授光禄大夫，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饮饯于齐化门外，给驿南还。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问。居三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赠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节选自《元史·程钜夫传》，有删改）

韩镛，字伯高，济南人。延佑五年中进士第，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寻迁集贤都事。泰定四年，转国子博士，俄拜监察御史。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镛上言吏部掌天下铨衡岩起从吏入官乌足尽知天下贤才况尚书秩三品岩起累官四品耳于法亦不得升制可其奏。

天历元年，除佥浙西廉访司事，击奸暴，黜贪墨，而特举乌程县尹干文传。治行为诸县最，所至郡县，为之肃然。二年，转江浙财赋副总管。至顺元年，除国子司业，寻迁南行台治书侍御史。顺帝初，历佥宣徽及枢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讲学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刚介为时所忌，言事者诬劾其赃私,乃罢去。五年，台臣辨其诬，遂复起参议中书省事。

七年，朝廷慎选守令，参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当今必欲得贤守令，无如镛者。”帝乃特署镛姓名，授饶州路总管。饶之为俗尚鬼，有觉山庙者，自昔为妖以祸福人，为盗贼者事之尤至。将为盗，必卜之。镛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内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毁之。人初大骇，已而皆叹服。镛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学宫，求宿儒学行俱尊者，列为《五经》师，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谒先圣，月必考订课试，以示劝励。每治政之暇，必延见其师生，与之讲讨经义，由是人人自力于学，而饶之以科第进者，视他郡为多。镛居官廨，自奉淡泊，僚属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厌其所欲，即衔之，往往腾谤于朝，其出使于饶者，镛延见郡舍中，供以粝饭，退皆无有后言。其后有旨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无预。镛治政，虽细事，其详密多类此。

十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在位，而龚伯璲辈方用事，朝廷悉议更张，镛有言，不见听。人或以镛优于治郡，而执政非其所长，遂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及脱脱罢，用事者悉诛，而镛又独免祸。乃迁西行台中丞，殁于官。

 （选自《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