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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后面的问题。
代理北大校长
智效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
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
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
傅斯年被认为是“北大的功狗”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代理北大校长
智效民
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由于人手不够，陈雪屏聘用了一些日伪时期的教员讲课。但这时傅斯年已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时，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见到陈雪屏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没有来往。陈雪屏如实回答后，傅斯年很不满意，他激动地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伪教职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要求继续留用。
他们甚至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公开信，申述他们留下来充当日伪教员的理由和苦衷。这些理由和苦衷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就连陈雪屏也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甘心附逆外，大多数人是由于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因此不必过于认真。对此，傅斯年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教职员的决心。他说，抗战开始后，北大是请全体教职员内迁的。事实上，除了周作人等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应该响应。即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内迁，也可以到辅仁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因此，那些到伪北大任教的人与北大毫无关系。他还说：“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岂不成了国家的罪人？”
1946年8月，已经卸去北大代理校长之职的傅斯年在《经世日报》发表《漫谈办学》的文章，提出要办好一所学校，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面对教师们“衣食无着”的困境，政府要尽快调整教职员的待遇，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第二，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学校应该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三，学校要有合理的纪律，否则就会风潮不断。第四，学校要有良好的学风，其中“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文章结束时他自豪地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
傅斯年被认为是“北大的功狗”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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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年仅47岁的加缪
因为车祸意外殒命。
苏珊·桑塔格曾在《反对阐释》一书中将加缪归为“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纵观加缪一生，“受难者”的形象总与他息息相关：生于北非贫民窟，不足一岁失去父亲，少年时因罹患无法治愈的肺结核几乎失学。生活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他画上了休止符，但这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开始。疾病作为加缪的“绝望和挑战”，“一半是宿敌，一半是催化剂”。在他，这不是隐喻，而是真实的存在。他时刻感知到生命的短促易逝，更时时陷入孤独，却从未妥协。从此，与荒诞的抗争，成为加缪小说和戏剧书写的唯一命题，更是贯穿其一生的人生哲学。
加缪的荒诞哲学，虽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却绝非凌空蹈虚，皆源于其对生存的高度认知与敏锐感悟。我们读《局外人》，总是惊异于叙述的冷静克制、主人公默尔索对待世事的无动于衷，于是想当然地将加缪与“冷漠”、“厌世”等负面形容画上等号。真实的加缪并非如此。生活于他，虽极为“悲伤”，但仍有“热情”。他认为，诞生到一个荒诞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与自己的自由。如果说《局外人》是其荒诞哲学的首度展示，那么《西西弗的神话》则可以看作是这一理念的最佳诠释。希腊神话中背负着沉重诅咒、永远推着石头上山的悲剧人物，何以在加缪笔下摇身一变成了主动抗争的英雄？这是一种暗示，隐隐对应着作家积极的人生观——生活虽是无望的，荒诞始终多于幸福，但正如小说《鼠疫》里所写，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之下的小城奥兰，只要一息热情尚存，绝望就不致吞噬人心。
加缪的文字虽是隐忍的，他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漠不关心、冷漠超然，抑或悲观厌世，从来与他无缘。终其一生，他秉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训诫，“热爱生活本身更甚于热爱它的意义”，满含着热情介入这生活，以期摆脱局外人的身份。他以手中之笔针砭时政、挑战荒诞，新闻、文论、时评、小说、戏剧，无所不写，只为了唤醒世间囿于生存之累的芸芸众生。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处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也正是对此种“介入”的肯定。
在短暂的一生中，加缪始终是一个游离于边缘的局外人。加缪精神上有“囹圄”之感，这和其早期经历无不相关，但更直接的伤害，自然非后期政治上的纷争与最终被排斥的际遇莫属。1950年代初，由于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上意见相左，加缪与萨特彻底决裂，其后他逐渐成为左派文人攻击的标靶，被以萨特为掌门人的巴黎人文学界斥为异类，从此，生活在局外人一般的被放逐状态之中。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
期间，这“局外人”的身份更是越演越烈，终至无法收拾。一直以来，加缪始终以阿尔及利亚公民自居。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在牵动其敏感内心。作为书写的原乡，阿尔及利亚更时常出现于其小说及戏剧创作之中。从早期的《局外人》《鼠疫》《卡利古拉》，再到遗作《第一个人》，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虽构成加缪书写的主题，其下却潜藏着何其相似的关键词，比如，阳光、大海、沙滩。作为“乌脚”（当地话，意指白人移民）后裔的他，身份极为尴尬，“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帕慕克语）。他一直试图在战争与和平的罅隙间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他不愿自己的“妈妈”遭受意外的横祸，亦不愿记忆里“无法割舍”的美好尽数毁于硝烟。
因此，加缪本着“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的原则，希冀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彼时日渐高涨的民族独立风潮之下，这和平主张更近乎于美好的想象，是一厢情愿的空谈，双方均无法认同。然而，世事的吊诡也正在于此，追求和平的人反倒成了阻挠和平的帮凶。彼时，加缪腹背受敌，就连昔日的战友
也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现实的屡屡受挫，无疑将他推入孤绝的深渊。从此，他避居乡间，不问政事，只在日记中涂抹彷徨与失落，或在戏剧中寻找往日的荣光，渐渐归于“最终的沉默”。这种无为，既非“江郎才尽”的无奈之举，亦非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人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源于理想主义者对自我信念的坚持，是加缪一生对抗错误、矛盾和踯躅的具体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