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诗歌的艺术借鉴

林庚

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中国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其实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其中的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般攻取天下，其中的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部分，但在《大明》中只描述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只是为了衬托其中抒情的赞歌部分。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出现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中国的戏剧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一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保留下来的有关古代神话的资料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其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但它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算得上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是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都是晚出现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兴盛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那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是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材料一：

2019年1月追光动画与华纳合作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上映，业界内部对这部带有国风审美的原创动画电影的期待不亚于曾经的《大鱼海棠》。其票房虽经两度逆袭，但仍低于预期。虽然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却总归不是偶然的，国产动画电影在跨越了“低龄化”和“粗制滥造”阶段以后，又面临着质优而价劣、高投入而低产出的困扰。

不少国产动画影片票房遭遇滑铁卢，有商业运作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创作问题。大凡成功的动画片，都是在看似天马行空、神奇乃至荒诞的叙事中隐含着极为现实的情感或情绪。从观众对《功夫熊猫》《大圣归来》等影片的认可可以看出，大众对于具有独特中国文化风格的作品很认可。美国好莱坞借助中国的文化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电影，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出路，如何将我们的东方情怀和表达方式变成世界语言，这是一个基础性、方向性的问题。

材料二：

2018年度中国电影市场上映的动画电影国产片41部，产出24亿元票房；进口片22部，产出41亿元票房；2017年度国产片41部，产出21亿元票房；进口片13部，产出24亿元票房；市场呈现出严重的分布不均状态。

从消费端来看，中国动画电影市场对原创优质内容十分渴望，《大鱼海棠》5.65亿元的票房及其两极分化的口碑热议就是证明。观众愿意为这部影片的情怀买单，其实可以视为对原创内容需求的一次集中爆发。对创作者来说，他们追求原创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模仿和磨合，全社会对动画创作中原创意识的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

从近年票房过千万的国产动画作品来看，普遍存在创作理念格局不大、不利于在更广泛的市场内传播交流的弊病。这些作品大都有着明显排他的民族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以《熊出没》系列为例，虽然也遵循好莱坞类型故事的讲述规范，但故事气质有明显排他的区域文化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内被接收。反观迪士尼制作的《疯狂动物城》，同样以拟人化的动物角色为主角，却能轻易跨越文化区隔的限制，不得不说是受益于国际化的创作理念，其角色设计、行为动机、叙事逻辑等既具备合理的假定性，又具备强烈的现实观照，甚至可以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号入座。

 （选自张斌宁《国产动画电影正在崛起》）

材料三：

日本动漫产业采取产销分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动漫由独立的工作室制作，媒体择优营销推广。我国的动画制作目前大多自产自销，独资的动画公司发行渠道还不够通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独资动画公司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此外，作品细分度高是日本动漫营销成功的重要因素，将动漫作品按照读者的年龄、性别、兴趣方式等不同进行细分，每一个受众群体都有丰富的动漫作品作为选择，从而带动了全民消费。

我国的动漫作品则更偏向少儿化，也过多的承担了教育感化的职责，受众面偏窄让国产动漫损失了不少观众。美国并没有组建特别的机构来专管动漫产业。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市场化、法制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的电教结合了动漫作品，极大地普及了动漫产业。

（选自易良义《国外的动漫电影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性灵源于古代诗以言志之论，性指本性，性情，本真；灵有灵机、灵巧之意，侧重于情感表达的技巧，后来又加入了天赋、契机、生趣等含义。自南朝刘勰、钟嵘之后很长时期内，性情、性灵、情性在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时候，只是侧重点的不同，并不存在大的差别，都是在古典诗学性情论的语境中使用。明代中期以来，王阳明心学盛行海内，主张“心者天地万物之主”，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和思想学术的僵化状态。与此同时，传统伦理对人性的禁锢进一步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又刺激了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明代社会随处可见“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又随处可见对金钱、美色的追求。万历年间，王学左派尤其是其后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贽，对程朱理学做了尖锐批判，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的发展，在文学上提倡“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汤显祖倡言“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都表现出以情反理的鲜明特征。晚明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则将这股个性解放的思潮与古老的“性灵”相结合，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宣言。他们强调诗文创作当不受传统伦理以及古人陈法的禁锢与束缚，自由地抒发真情实感，即使言语拗口难工，也显示出作者自己的本色与独创，呼吁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无所依傍、天真率直地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

性灵追求创作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本真，自然也就深入到了世俗、琐碎的社会生活，开始坦率地表达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好货”等生活欲望的肯定和追求，注重创作主体在精神上的独立不倚，强调灵感触发的创作冲动，以童心、幽默、风趣以及冲决传统伦理之束缚的信念，荡涤了文坛抄袭剽窃丧失创造的卑弱文风。

然而，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在产生之初，助推个性解放以反抗传统伦理的同时，也存在鄙俚庸俗、狂放怪诞之失，公安末流的创作又导致了新的文坛流弊。公安派自身的修正以及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的另辟蹊径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加上明清鼎革，广大士人饱经动荡之苦和亡国之痛，一代知识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尤其是顾炎武等思想家严厉批判以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败坏了世道人心，甚至将其与“神州陆沉”“五胡窃据”相联系。故而他与钱谦益、黄宗羲、傅山、魏禧等都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重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于是，被公安派思想家激

（摘编自曾贤兆《明清性灵与文学演进》）

材料一：

2018年10月30日，悲伤的消息传来。江湖渐远，大侠不再，一个时代落幕了。

先生笔下的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动地而来，痴迷了无数不分年龄、地域、职业的男女。他创造的“成人的童话”，滋养了无数读者的精神空间。六十年来，先生的作品风靡全球华人世界，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在人物塑造、故事营造、历史寄寓、想象拓展、语言驾驭等各方面都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水准。他的作品彰显着中华文化的魅力，他也足以青史留名！

材料二：

材料三：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材料四：

金庸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备受读者欢迎，固然首先缘于金庸先生非同寻常的文学功力，把林林总总的江湖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把形形色色的武侠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汲取思想和文学精髓，聚焦大家深藏心底的“侠客梦”写作品、做文章，则是赢得不同年龄、职业群体情感共鸣和文化共振的一大关键。

金庸先生的作品字里行间透射着忠孝节义的鲜明元素，通过对侠义之心、侠骨之气的匠心演绎，既满足了读者抑恶扬善、伸张正义朴素情怀的宣泄心理，更使大家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熏染。正如金庸先生坦承，“在武侠世界里，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有道是，文如其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骨柔情的荚雄气概，重信然诺的君子风度，快意恩仇的人生境界，生动地流淌于金庸的笔端，使先生的武侠小说更具历史、文化厚重感，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文明的独特魅力，创造了当代武侠小说的辉煌；金庸先生自身就是侠义精神的践行者。热心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责任担当，六归故里显露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写自传的淡泊豁达，如此等等，也生动地呈现给我们一个德高望重的“侠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