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妾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话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式唐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在企业经管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一定是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新世纪的双刃利剑

1865年孟德尔定律的提出，是现代遗传学建立的标志。在此基础上，一百多年来生物技术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基因正日益取代化石燃料、金属和矿藏而成为新时代的原始资源。因此，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比过去上千年还要深刻的变化：食物和衣物由大型细菌培养槽即可获得，供给更加充裕，价格更加低廉；复制和克隆的动物成为寻常之物；父母可以选用体外人造子宫生育后代；奇妙的基因修饰和基因治疗，将纠正人的遗传缺陷，并延长人的寿命；人们可以得到自己详尽的遗传蓝图，远眺自己的生物学未来……

种种美妙前景，是否意味着生物技术将成为新世纪的救世主呢？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生物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利剑，人类势必为其所得而有所失。美国著名的科学评论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生活技术世纪》一书中，冷静地告诫我们须对今后的选择多加权衡。比如，基因剪接技术使人类制造遗传工程生物的梦想得以实现，自然界中前所未有的生物诞生了。然而，“二次创世纪”物种进入生物圈，将带来巨大的潜在生态危机。这就如同玩生态轮盘赌游戏，一旦“中选”，超级杂草、抗性细菌、新的超级害虫、新病毒，将可能使生态系统崩溃。还有，新的遗传技术更可用于生物武器的设计，生物战中细菌和真菌造成的世界性遗传污染，将产生大规模毁灭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致命性灾难。里夫金将生物技术类比于当年的核技术，认为假如生物技术应用于军备竞赛，所产生的破坏力将远非人类所能想像。比如，“在华盛顿上空投放100千克炭疽孢子，可以杀死300万人。”

生物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不限于此，比如，基因修饰这一工具将导致新优生文明的产生，人们将被打上遗传烙印，经受程度不同的遗传歧视，等等。

种种问题令人不寒而栗。里夫金将他对生物学考察的方方面面尽显于读者面前，正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他并非单纯地罗列生物技术的利与弊，而是给读者的思维留下充分的游弋空间。诚如读者所言：“这不是一个对技术本身说‘是’或‘不’的问题。”人类的未来会如何，关键在于对新技术的运用方式，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