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2月26日，国家统计局网站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专家认为这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树立正确发展观和政绩观意义重大。

绿色发展指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测量仪”。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需要“一把尺子”来衡量。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我国将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

绿色发展指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示器”。纷繁的数据背后，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指向清晰可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平衡。“排名靠前的省份有各自存在的‘短板’，靠后的省份也有部分领先的指标，需要扬长补短。”李晓西说，指数的比较研究能够正确指出绿色发展的着力点，为决策者评价政策效果提供参考依据，这是“从让我干到我会干”的一个重要指南。

推进环境治理打好持久战。专家分析，治理指数重点反映地方政府在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方面开展的工作；而质量指数重点反映大气、水、土壤和海洋的环境质量状况，既与当地的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况有关，也与当地的气候、自然条件、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关。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和公众满意程度排名的落差较大。例如，北京、上海分别为绿色发展指数排名第一和第四，其公众满意程度排名为例数第二和倒数第九。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大排名》

材料二

2016年度17市绿色发展总指数及分类指数

(摘编自《大众日报》

材料三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是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一项重大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积极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高效的能源经济体系，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始终面临的重大命题。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能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治理成本，有利于促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纠正能源负外部性，更好地平衡协调“清洁低碳、可靠供应、价格可承受”三方面关系。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稀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污水、雾霾、垃圾等突出环境问题，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障碍。恰当的经济政策应当是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使生产者、消费者为能源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付费”。

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可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引导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改善，更多的是结构变化。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最重要的是改善结构，提高低碳、清洁、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压低高碳、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比重。

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与其他政策发生冲突与矛盾。只有加强价格机制创新与推动绿色发展的其他机制的协调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总体效应。

 (摘编自《经济日报》，《绿色发展价格机制：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重大创新》)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热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