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们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因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丈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节，等等。起初，端午节是 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几种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传到今天，现在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增多。可以说，同我国其他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节选于《联合早报》周兆呈先生文章，有删改）

纵观中外戏剧史，每一个戏剧鼎盛时代，都是以戏剧文学的繁荣发展为基础；每一部精品力作，都是以杰出的剧本为依托；每一部经典戏剧首先都是经典文学。

然而，当下的戏剧出现了忽视戏剧文学价值、忽视剧本及剧作家的苗头.戏剧艺术漫长的演变历程及其自身逻辑告诉我们，戏剧脱离文学的支撑，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戏剧不尊重其文学价值，即便采用五花八门的剧场手段、新鲜绚丽的舞台技巧，也打动不了观众。那么，优秀的戏剧文学应该具备怎样的美学品格，剧作家应该如何把握戏剧的文学精神呢？

雅俗共赏。戏剧界长期存在着两个极端，有人以为戏剧是通俗艺术，要俗就俗到家；有人以为戏剧应该高雅，要雅就雅得彻底。其实，在一部作品中，雅和俗是水乳交融、不可割裂的，更不可理解为雅俗互伤，片面追求雅化或俗化都将影响戏剧的健康发展。戏剧艺术于民间，服务于群众，脱离了普通群众的审美趣味而一味追求“高雅”，最终会使戏剧变成极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这对戏剧无异于死路一条。另一方面，戏剧也不能一味迎合民众，一味迎合会使戏剧始终在同一层次上徘徊不前，路子同样会越走越窄。我们要在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基础上，引领和提升民众的审美素养和审美情操。这样的“俗”，就是通俗而不庸俗。

文质兼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同时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可见文质兼备、文质相符的重要。有质而无文，就像一潭死水，自然索然无味；有文而无质，就像花朵离开树木，必然枯萎凋零。对于戏剧来说，质就是思想精深、情节生动、人物饱满、情感充沛；文就是艺术表现气韵生动、文采飞扬、形式新颖、美感强烈。一句话，“质”是内在精神，“文”是外在形式，离开了内在精神，形式就成了无魂的躯壳。

戏剧特别讲究继承与创新、古典与现代的和谐共生，做到古今交融。应自觉向中国古典戏剧的精神靠拢，以浓郁的情感、诗性的语言、诗化的意境乃至整体流露出的“剧诗”风格，体现对古典戏剧审美韵致的坚守；更应把握时代精神，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基色，熔铸现代戏剧的人文意蕴，增强剧作的思想含量，提升人物的立体感和丰富性，实现戏剧的现代化。完全脱离传统，唯新是举，戏剧就成为无源之水；完全脱离当下语境，照搬传统，描摹古人，一味追求所谓的“古韵古风”，戏剧就丧失了生机和活力。以现代人而作“古曲”，则大可不必。

（陈涌泉《文学性是戏剧发展的引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