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十月，各高校的校园招聘陆续升温。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种被媒体称为“慢就业”的现象，即部分毕业生不急于求职和求学，而是让自己暂时处于待定状态。

如果说“慢就业”已经成为就业现实的一部分，那么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家长和用人单位，应该给毕业生更多的选择。在保证大部分人顺利就业的同时，也应该允许部分毕业生更加从客、自主地设计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给高校和学生都“松绑”。

（摘编自《人民日报》《大学生就业，观念须“松绑”》）

材料二：

（摘自《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

材料三：

面对复杂而困难的现实，不去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却千方百计地生造一些看似浪漫新奇实则容易麻痹大众的新词。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会激化一些矛盾。新近流行的新词“慢就业”和“待定族”，就是典型例子。这两个词其实是在经济就业遭遇双重压力的现实背景下，一些媒体重新包装出来的伪概念。

大学生毕业后出去旅游、支教、当志愿者或在家陪伴父母，只要是自主选择，皆无可厚非。人们常说中国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动手能力不足，用一段时同学习、充实、调整，作为个体选择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以此作为说服或者麻痹社会的依据，那就有些令人担忧了。

尤其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不断遭遇“最难就业季”，就业形势并不乐观。不难看出，许多所谓的“慢就业”扣“待定族”实际上是被动无奈地处于无业状态，而非有底气、有雅意地主动选择。不管是叫“下岗”“待岗”还是“创业人员”，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不会因为称呼变了，家庭就凭空多出一份收入。同样，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也不会因为他们被贴上“待定族”的标签，就得到任何改变。

没有多少家庭能够承受孩子不工作的现实，也没有哪个问题会因为造出了新奇的概念就得到解决。有关部门最该做的，是正视现实问题并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摘编自新华社《“慢就业”“待定族”本质是掩耳盗铃》）

在中国的大街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共享单车，这种模式受欢迎的秘诀在于价格和便利性。使用者只需先下载一个手机应用软件，然后扫描共享单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随时骑车出行。使用完毕后还是通过应用软件支付租金，每半小时仅需1元人民币。共享单车也无需存入车库，因为下一位使用者可以通过GPS定位系统找到这辆车。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共享单车很快成为世界上利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之一。如今在很多欧洲国家，共享单车也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因为这是一种环保而现代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今年是自行车诞生200周年，如今自行车已经适应时代发展，并一往无前地驶向未来。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参考消息网报道）

在平台企业的努力和背后资本的推动下，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暴发式推开。对于这一由私人提供、具有准公共性质、按商业化规则运行的新兴事物，在快速发展中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如有占道经营之嫌、停放秩序如何规范、投放数量是否科学合理等。

笔者认为，若共享单车能遵规骑行、规范停放，占道经营就不成其为问题；乱停放涉及行为人、物权人和城市政府三方，需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来看，共享单车有助于降低资源闲置。建议城市规划和管理适应“自行车回归”趋势，在自行车道和停车位上分配相应空间；践行城市正义理念，归还非机动车路权。区分行为人与物权人的责任，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手段、城市规划和提升公民素质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

（摘编自2017年8月12日新浪财经项安波《共享单车的“公”与“私”》）

共享单车为居民提供了便利，唱响了绿色出行的理念，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而乱停乱放、随意毁坏等现象接踵而来，成了靓丽风景线上一抹不文明的色彩。8月11日上午，蓬江区群众社区党支部、计生协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共享单车共享文明”“随手扶”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在辖区小公园、洋边新村等共享单车流量较大的路段，看到不少单车随意停放在慢行道上，或是人行道里的非停车区域。看到这种状况，志愿者们随即将东倒西歪的共享单车扶正，摆放整齐。同时，他们倡导居民群众在使用共享单车出行的同时，要文明使用交通工具，遵守规则，文明停放。过往的行人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志愿活动唤醒广大居民群众的文明意识，共同做文明倡导者和实践者，让共享单车在传播低碳、环保理念的同时，也把文明之风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传播到大家骑行的每一个角落。

（摘编自2017年8月15日《江门日报》）

共享单车的发展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骑行速度更快、出行效率更高的共享电动单车，却有点出师不利。即使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共享电动单车的身影，但也很快被有关部门叫停。

其实从性质和运营模式上来说，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单车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属于“互联网+”模式下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而且相对于依靠人力踩踏的共享单车，共享电动单车是电力驱动，还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它的出现却没有像当初共享单车一样，获得各方的认可，反而频频遭遇质疑，并且可能最终被叫停呢？

这倒不是政府和公众厚此薄彼，其原因还是在于共享电动单车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共享单车虽然依靠人力驱动，但车体重量轻、骑行速度慢，即便真的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往往比较轻。但是电动单车却不同，车身重、速度快，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容易给车辆驾驶人或他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和损失。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共享电动单车，绝大多数都不符合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无法上牌，所以也就无法取得正式合法的电动单车牌照。

（摘编自2017年8月9日《法制日报》）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姚华《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