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的历史难题“秦孝公难题”是《商君书·定分》记载的一段谈法治的经典对话。商鞅开启变法大幕之初，秦孝公问道：“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大体上是说，困扰秦孝公的难题是变法之后，如何使官与民都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面对秦孝公的困惑，商鞅的回答是：治道运行，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厉行法治以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图强所带来的兴盛局面奠定了秦一扫寰宇，统一六国的基础，但令人不解的是因法而兴的大秦帝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对此，历代史家大多都将“以法为本”看作秦二世而亡的首要原因。秦法条目繁多，法网严密，繁如秋荼，密如凝脂，严刑峻法将百姓的尊严和自由剥夺殆尽，恶法视民为草芥，可畏却不可信。缺乏道德滋养的秦法让官与民都感到窒息和绝望，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又将法的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失期，法皆斩”点燃了大泽乡起义的烽火，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最终在自己编织的法网面前土崩瓦解。

秦法残暴而至覆亡让之后历代统治者认识到“以法为本”所带来的弊端。他们虽也都注重修法订律，但更加强调德的作用，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从法律的价值导向上看，中国传统社会对待法律的态度从用法总揽一切，变成倾向于“无争无诉”，老百姓不渴求用法律来伸张正义，总把实现公平的希望寄托在人而非制度上，一部部体系完备的法典远远比不上人们对“明镜高悬”的渴望，世人对法律的崇拜远远低于对明君清官的期盼，法治的信仰变得虛无不切实际，知法、懂法逐渐变成了官的专利，而老百姓只有单纯守法的余地。没有被全民所信仰的法律至多是条条干瘪的规矩而非治国安邦的重器。一旦律法废弛，人亡政息，总免不了江山易主，黎民涂炭。

历史证明，破解“秦孝公难题”答案在于我们能否丰富法治的内涵，能否用道德的养分让人与法、法与社会形成一种良性包容的互动，进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让法律成为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须臾不可分离的工具。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现实意义可以发现，单纯的知法、懂法、守法其实并非难事，难的是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让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法律真正成为全民的信仰和追求，这才是破解秦孝公难题的应有之意。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说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鼎上是我国揭开法律神秘面纱、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开端，那么由“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反思则让我们认识到良法之治和法治信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想只有全社会都能做到对良好法律秩序有足够的敬畏，使法治精神内化于心，才能让“秦孝公难题”得到彻底破解。

（有删改）

材料一：常去国外的游客发现，国外著名景区的门票价格并不高。比如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门票合人民币39元，美国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等世界自然遗产公园门票的10美元，16岁以下来成年人免票。与之相比，我国景区的门票价格相对偏高。

门票收入在我国很多景区是主要经济，但过高的门票价格则会限制游客数量，降低景区经济收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单一的“门票经济”已成为制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6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并指出地方政府对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承担主体责任。各地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

（摘编自《旅游景区应尽早摆脱“门票经济”》）

材料二：在2007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主要收入是门票销售，其文化衍生品的种类主要是故宫的馆藏复制品，比如铜器、瓷器、书画作品等。这些复制品、高仿品制作逼真，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但实际销量却一直不太乐观。有数据显示，2012年故宫门票收入为6.5亿元，而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销售占比不足5%。

从2007年起，北京故宫开始陆续向台北故宫取经，学习他们的文化产品发展道路。2013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了“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专门负责故宫系列文化衍生创意，产品的设计、制作和营销，同时开设多个下属子公司，并授权故宫博物院作为各个子公司的签约主体，通过不同文化公司广泛开展新媒体营销，利用微信、微博、官网、电商等多种渠道，开展市场营销。这些包含了故宫元素的文化产品，不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它的时尚感和趣味性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截至2015年12月，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已达8700多种，2015年一年，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销售额就突飞猛进，一路突破10亿元，超过了2014年故宫全年的门票销售总额。

（摘编自《故宫系列文化产品的新媒体营销策略研究》）

材料三：中国旅游业发展已经走过40年历程，无论是人们的旅游诉求和出游习惯，还是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和发展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旅游者由原来景区观光旅游，逐步转变为休闲旅游、体验旅游、度假旅游，旅游活动空间走向城市社区、乡村田园或其他没有围墙、更加开放的自由空间；旅游产业的内部结构也由初期以景区为主逐步转变为多业态并重；旅游发展模式则由以“门票经济”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以服务经济为主体，旅游产业收入逐步摆脱了门票依赖，进而引导旅游发展模式由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特别是随着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社区旅游、乡村旅游、园区旅游、研学旅行等开放型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对传统单一观光型景区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因此，从我国当前旅游业发展总体趋势以及国家政策导向来看，旅游景区经营走向低价门票、甚至免费开放已经成为时代所趋。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互动、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历史性转型。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旅游产业并不绝对排斥“门票经济”。门票是景区产品经营的重要构成，“门票经济”也是种商业模式。许多旅游景区由于资源属性、投资主体、体量规模、内部空间特征等条件的规定和限制，多业态发展的可能性很小，以收取门票作为收入可能是其唯一的选择。

（摘编自《顺应全域旅游趋势，推动景区转型升级》）

蘑菇石

方欣来

直到山腰上的蘑菇石进入我的视野，才看出一座山的味道。

这山叫梵净山。从字面上解：梵者，妙也；净者，不着一丝尘埃。不知这场域是不是南海观音参禅修炼的地方。但隐隐觉得，但凡得道的菩萨，往往会把一座大山乃至几个山脉作为他傲功课的场所，远比文人结庐的草堂大了去。

而我一眼看了上了蘑菇石，尽管只是山中的一个微点。说是蘑菇，其实是由两块石头垒成的。远看，像长在悬崖上的黑蘑菇，走近了，才看清上边的大而厚实，挂在半空，像悬浮着的物体。下面的呈长方柱状，脚大、腰细，有着女人的姿态。两者相叠，更像一个顶着帽子的人在走动。想必，它是一路穿过山谷，蹚过溪涧，沿着一个个石级走来的吧。然后身子一矮，向大山作顶礼膜拜，这个样子，虔诚得化入了心魂。想象中，它一定把许多云雾和风抛在身后。

风，是树木和石头的敌人。越往高处走，树木一棵棵矮下去，到最后仅剩下一些矮小的灌木、野藤和为数不多的芭茅。不需多想，这场风与植被的搏斗中，树注定是失败的一方。老早，古人便察觉了其中的秘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而，平日里我也学会了世俗的一面——出门观天色，进门看颜色。料想，变幻莫测的天色和人的一张脸上肯定暗藏着不可知的风，风向、风势、风的劲道，全得用心把握。于是，很多不同的场合，我努力克制自己，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与不同身份的人保持一团和气，大概，这就叫作俗世中的芸芸众生吧。沿着时间的路径往上走，风愈大，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在飞舞，不厌其烦打磨着石头，使得这蘑菇石更显苍老，连苔藓也躲进石块的缝里，失去发展的信心。这是个典型的当风口，一个唿哨，便将豁口里的风、云层之下的风、树梢上的风、阳光照亮的风，还有瀑布倾泻而下的风，一齐唤过来，在这里交集、整合，形成一支风的队伍。一下子，吹乱了我的头发、衣服以及平静的心绪。风，以大写意的方式在我身上涂抹，以至我的脸上、脖颈、耳朵和手脚全是风的纹路与色泽，似乎我也成了风的一部分。而身边的石头直愣愣地叫风雕刻成了一尊石像，或一个缩小了的梵净山。但我分明看见石头上凸显着一棱一棱的刻痕，犹如岁月的纹路，那么斩截，沉着得像一条条铁线小篆。恍惚中，给我们不少“沧海桑田”的感觉。

不言而喻，石头是一座山的心。它把自己拔得那么高，置身于巨大的险境中。下面是万丈深渊，稍不留神，会粉身碎骨。哪怕我侧着身子偷偷瞟上一眼，也吓得头皮发麻，倒抽一口冷气。朝上走呢，除了一条狭窄的连扶手都是铁链串成的石板小路，仍是绝壁。似乎，整个山头成了摄人心魂的惊叹号。阳光正好，一个接一个的人踩着石板在向上移，似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仿佛“人往高处走”成了人世间的铁律。假若以时间为参照系，不难发现，向上移动的何止身体，还有人心。然而，立着的蘑菇石却在时间里纹丝不动，即便挪动一寸也没有，自始至终以安静的状态坚守着宁静的内心。那种静，不温不火、不激不厉，一如入定的高僧，好像在它眼里，尘里尘外的一切都看淡了。怪不得南北朝时的吴均在《与朱元思书》里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由此可见，这不是一种姿态，而是通达了悟，总以为，绝顶之处有着诱人的景致。这山望了那山高已不是一勺谚语，仿佛在说，人的一生就是无休止的瞭望和攀爬，否则，成了无心无肝的石头。小时候，我母亲见我每次做数学计算题出错时，便骂我是石头做的脑袋，呆死了。此刻，我站在石头旁四下一望，无论哪个方向，山依然是山，雾仍然是雾，树木还是树木，日头也在一天天东起西落。有别的是，时间在悄然流逝，生命在不断更选。

时间像个魔术师，总在有意与无意之间，给不少事物蒙上一层缥缈的面纱，让你生出许多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