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

“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形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也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他从医75年，将超过15000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就是朗读者吴孟超。”他，被人们称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今年已经96岁。

他的右手，握过众多的奖杯，但却最契合止血钳的形状——筋脉虬结，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但又超乎寻常的柔软细腻，指甲整齐润泽——食指畸变是因为过去的成千上万台肝脏手术，细腻灵活是为了未来能再多帮助一个生命。庞眉皓发的吴孟超说，自己爱惜手要远胜过脸。脸老了没有所谓的，但是这双能在手术台上连续操作十个小时的手，是和死神博弈的利器，在肝脏的方寸之间渡人生死，接病人回到人间时，要稳健而有力——在面对病人满腹腔的充血时，所有人都只能看到满眼的红色，但吴孟超的手可以直接伸进去，代替眼睛游刃有余地选中血管一掐，血当即就会止住。

吴孟超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他初中毕业时，祖国正遭受法西斯的侵略。按照当地习俗，校方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奉献自己”的种子，已经在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心中深种了——他当即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送往了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

吴孟超下定决心，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即使一人之力不能救祖国于水火，也要和亿万同胞共赴汤蹈火。吴孟超走了一个月的水路、旱路，来到昆明，却发现去延安的路只会更加漫长凶险。同学劝他，与其送死，不如科学救国。于是，吴孟超暂时按下自己内心的激愤，投入了考取同济高中的复习中。后来，吴孟超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有幸听到了“当代中国外科之父”、在二战中挽救无数生命的裘法祖教授的课，顿时被他的渊博知识、精湛医术所折服，用吴孟超自己的话说，“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后来吴孟超在医院当住院医生，才得以近距离地跟裘法祖查房、看他手术，真正如愿以偿地成为他的学生。到今天，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吴孟超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第三代、第四代学生。

吴孟超再次回到马来西亚时，父亲已经因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去世了。他为了救国，学了这一行，却没有机会给自己的父亲医治。他在父母的墓前，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祖国做了一点事情。

在2004年，82岁的吴孟超，不顾众人的反对接下了一台复杂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手术的对象是一个叫甜甜的女孩，她肝脏的肿瘤，比篮球还大，大到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肝移植一条路可以保命。同事偷偷劝吴孟超，说别人都不敢切，你切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在旁人在乎“晚节”大过天的年纪，吴孟超只认“人命关天”，他果断地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名誉算什么! 2004年9 月24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吴孟超通过整整十个小时的手术，给女孩切掉了肿瘤。女孩说：“后来我选择了9 月24——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和我心爱的人携手走上红毯。今天我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谢谢您。”

在吴孟超这里，所谓“人上人”的荣耀他尽管让别人去享受，他只图善尽“人中人”的天职。一生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别人感恩的话;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谢”这个字。但这对于像吴孟超这样的医生来说，足够美好了。

(选编自《朗读者》第二季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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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孟超的同事：“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您说，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对于自己越喜爱越器重的学生，吴孟超会越严厉。学生张绍庚说，导师常常告诉他们：“一定要趁年轻时好好学习，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具备严谨、细致和耐心的医风，否则将一事无成。”

(央视网《中国微故事》，2018年07月26日第80期)

②“一个医学家应该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终身追求。”“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吴孟超说。

(2019年1月15日《文汇报》)

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31年前读的鲁迅，1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30年，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

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周作人与鲁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评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段那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发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评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器物文化来。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居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并不偶然。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与鲁迅相比呢？

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味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何况今日玩风甚盛，有闲者甚众呢？而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过自己。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唤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是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么？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育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今日中国毕竟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但不能以此排拒甚至贬低鲁迅。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不能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鲁迅，不应也不会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