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它可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并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体系。乐制是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初朝廷明确把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风靡。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核桃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军阵，也出现在汉画像砖作品中，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板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战略。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协同、一体化发展，注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更加开放和多样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材料一：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出门不带手机比出门下雨没带伞的情况更槽糕，而手机未带或被偷就感到紧张的人则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愈发不可或缺的角色。

与此同时，有关“手机使用依赖症”的说法甚器尘上，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并与孤僻、自卑等性格画像联系起来。这些把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相对立的观点，反映着现代医学对身体话语权的争夺，而现象背后的时代变化，却往往被搁置一边。

其实，“手机依赖”不一定是人们“离不开”手机，比如有的人出于工作需要需实时关注讯息；有的人因消费支付不得不“机不离手”；有时候，手机还承担着某种象征性功能——如果在社交场合中，你不太想和别人说话，那装作玩手机不失为一个避免尴尬的借口。

(摘编自《别把“手机依赖症”太当回事儿》《广州日报》2018年9月26日)

材料二：

图一：消费者对各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频率

图二：智能手机使用轻度使用者与重度使用者占比

图三：智能手机重度使用者年龄段分布

（资料于“德勤咨询”）

材料三：

近年来，呼吁警惕“手机依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手机依赖”真的有那么可怕，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到底何为“手机依赖”，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

当然，当“手机依赖”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它往往被默认为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空闲时间被完全用手机来打发。这种倾向确实不值得提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沉迷”。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甚至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异化”。

(摘编自《理性看待大学生“手机依赖”》《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24日)

材料四：

“手机依赖症”的典型心理是，手机必须随身携带，如果没带手机就会坐立不安、魂不守舍；并且即使没有明显需要，也常常会不自主地看自己的手机，一旦信号不满或者电量不足之时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使沟通更加便利，然而在手机依赖症的襄挟之下，过度使用手机却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缺失”，以及思维和语言的碎片化，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的进行。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原本应该是睡觉的时间可能玩兴正浓——还在不停地刷微博、聊微信、玩游戏等，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有研究显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等会发光的电子产品，会阻碍人体生成褪黑素，生理周期将受到影响，开使睡眠处于浅状态。人体生物钟长期被打乱，则会影响新陈代谢、情绪、免疫力，导致疾病多发。

(摘编自《手机依赖症危害大可使身心受累》《中国经济网》2018年1月9日)

①书法与国学有诸多联系，但不能直接画等号。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②那么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不是就是国学了？不全是。比如，用传统文献学方法研究的传统书学，可称得上国学。

③古代书论文献大多是文学性描述，多运用比喻、夸张和想象等文学手法，且行文简略，这给后人阅读增加难度。故此，必须对其进行训诂学与文献学的考证。比如，孙过庭《书谱》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意思是取法古人，不能背离时代条件，同时又不能随大流，过于迎合今人。写不出自己，看不到古人，是书法大忌。孙过庭以简短八个字，把古今书学的道理说通了。古人用短短几个字就能说透的问题，今人千言万语也未必能达其真谛。所以，凡遇古书论，都需用文献学方法，对所涉字词进行训诂学研究，这些自然属国学范畴。

④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前者侧重于认识，后者侧重于实践体悟。书学也是如此。

⑤书学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字学，也即小学，小学又融含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字学或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运用古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诂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时常用“天真烂漫”一词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且已成约定俗成的惯例。可是“烂漫”一词真是此意吗？清代学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烂漫”一词做了另一种注解。他说，“烂漫”的本意是花到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凋疏，字法散乱。

⑥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它不但需要对古代书论进行研究，更需要亲自实践。美感体验，或者说有关书法美的积淀，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担夫争道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有些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

⑦所以，书学虽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选自朱中原《国学与书法》，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