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天涯成比邻》中提到：“今天的人民比以前有更大的力量来铸造他们的未来。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发现它们无力处理面临的许多老的和新的问题，只有与别国进行合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必须通过承担共同的义务和分担努力，以确保自己的未来。”这一表述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为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全球治理”应运而生。学者们对于全球治理价值的讨论，整体上就是基于“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客观上是存在的”这一认知。

那么，依靠什么样的价值来指导全球治理呢？基于问题和视角的全球性，从全球共同价值或类文明的角度去解答，成为理所当然的方法论自觉。从全球共同价值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渗透着人类追求美好世界的重要价值和道德目标，有效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包括更多治理主体的参与、更加重视社会公正、更为集中的可持续性。为有效地协调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利益和行动，有必要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从类文明的视角来看，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性文明，是全球一体化时期新型的文明形态。类文明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其基本价值理念存在于各种文明体之中，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则构成了其主要成分，而这种成分就是“和而不同”。全球治理变革根据这一价值理念应突出三个基本价值取向：协同、包容、共享。

然而，要找到让不同区域接受的人类价值共识存在着种种困境。这些困境不仅表现在不同区域对“什么价值才是人类价值共识”的认知分歧上，也表现为各种价值主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和冲突。这是因为：全球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协调活动，然而在不同时代，即便是同一时代对全球治理价值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今全球治理的价值枢架之中，人权、民主、正义等价值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这些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在全球层面和不同的治理主体层面，均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分歧和解读分歧。全球治理的来临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价值理念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观等将会长期共存。

这些困境导致全球治理呈现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纠葛。因此，要促进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使全球治理摆脱各类价值困境。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价值碰撞，全球治理要建构具有世界通约性的共识性价值，必然要探究能够兼容全球不同价值传统的终极价值理念。从秩序建构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为了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就要建构一种全球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将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过程参与的实践活动为主要特征，即全球治理的价值是概括提炼多元价值的事实发现，而不是先验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

（摘编自刘勇、王怀信《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评析》）

材料一

美媒称，中国于2017年7月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军者，到2030年时创造一个价值1500亿美元（约合9500 亿元人民币）的产业。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月13日报道，对于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来说，这份英文版长达28 页的文件，是对美国未来数十年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技术研究领域内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它概述了中国政府一项积极进取、不遗余力的计划，把发展人工智能当作中国的阿波罗11号登月任务——这项计划同样会激发民族自豪感，并引发决定大局的技术突破。报道认为，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强国之一，甚至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大国。

（摘编自《谁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军者？中国锐意进取 美国沉默》，201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网）

材料二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政策、规划接连出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将进入深度融合时期。经过60多年发展，人工智能如今在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相对来说，中国人工智能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改变人们生活方面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正实现产业化应用，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统计显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以及融资规模均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业中，中国有27家。其中，腾讯、阿里云、百度、科大讯飞等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佼佼者。

在2017年年底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无人超市、智能互联汽车、虚拟现实康复设备等“黑科技”纷纷亮相，越来越多实体行业纷纷变得更加智能化，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获益。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表示，人工智能将从两个方面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是直接改变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如手机、玩具、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等。另一方面是通过人工智能改变各种行业，比如教育、医疗、公检法、安全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等。

（摘编自《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美好》，2018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全面领先，在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尤其是在算法、芯片和数据等产业核心领域，积累了强大的技术创新优势，各层级企业数量全面领先中国。基础层（主要为处理器/芯片），中国拥有14家，美国33家，中国仅为美国的42%。技术层（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技术平台），中国拥有273家，美国拥有586家，中国为美国的46%。应用层（机器学习应用/智能无人机/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语音识 别），中国拥有304家，美国拥有488家，中国是美国的62．3%。

（摘编自《中美人工智能实力如何 这组数据告诉你答案》，2017年8月7日亿邦动力网）

材料一：

2018年4月19日，《科技日报》推出新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专栏首篇文章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领域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的落后状况。截至上述演讲之日，这个栏目已经推出29期，对中国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比较全面的报道和分析。这些报道和分析，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强烈超出了预期。

而所谓超出“预期”的效果，却正是在一些常识性问题上产生的。不是吗，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正在苦苦攻关的一些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差距）整整50年。因此，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

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如何相处的思考基点，因而同样也为世界思考如何与中国相处提供了行为预期和思考基点。那些对于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舆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当然，问题更在于，中国正视差距，跟进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目的是什么。核心技术的掌握，有助于壮大国力，而国力的壮大，可为国民的教育、社保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实实在在地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

（摘编自《核心技术固然重要，过好日子更重要》）

材料二：

在我国，高端科研仪器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状：一方面依赖进口，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国产科研仪器在实际推广和应用上难以得到用户信任的局面。而对于国产仪器设备来说，只有用才能改掉缺点，才能赶上世界上最好的仪器。同样的，常用的三种桌面操作系统安全性评估显示国产Linux系统最安全，Win10最差，Win7相对好一点。用户可能不够习惯国产操作系统，但从安全的角度，国产操作系统应该大力推广。

航空领域处处都是“卡脖子”，且已被卡了四五十年。这个领域不仅要有资金，还要有技术积累。事实上，我们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论文科研成果很多，但应用成果转换不多。在产业层面中国以引进为主，消化吸收不足；在评价体系方面，创新在经济中的贡献导向不足。

（摘编自《面对核心技术难题，中国科技如何赢得未来？》）

材料三：

“我们现在大国重器有了，但还没有‘精器’。也就是说，肌肉强壮了，骨骼长大了，但是心脏和脑子还要靠别人。这是不行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科技正处在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只是在某些领城冒了头，有了一些突破。完全实现突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比如人工智能，现在聚焦的是应用，以机器代替人。有的公司就买一个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外国公司，希望花钱抱个“金娃娃”回来，而对于人工智能中关键的芯片设计、算法等研究却很少。因为企业从成本考虑，觉得划不来。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现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是做出了什么东西、产值有多少、利润增加多少，不出产值、不出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单位不大愿意投入，领导也不会特别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对国家的责任感。”徐匡迪说，“科技工作者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投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去，不计名，不计利，真正为国家振兴做出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摘编自《（突破核心技术还需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