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信息广，考验着大众的分辨能力。自网络信息搜索形式发生变化以来，大众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更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让民众能轻松地获取信息，几乎一切问题，通过网络都能得到详细、准确的解答，从而也降低了对知识的权威感与信赖感。但多媒体信息便捷复制、及时传播的特点，让民众信息量急剧增加，同时也超出了信息分析与处理能力，纷繁复杂的信息超出了大众理解与分辨能力。

信息传播迅速，容易造成群众情绪失控。随着自媒体的使用，它改变了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变成多对多的形式，自媒体的草根性决定了人人都能充当信息发布者。大众利用微博、短信、微信、视频直播等方式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壁垒。自媒体的隐蔽性让传播者处在隐蔽状态，让整个传播更为随意、大胆，让很多谣言、不实信息开始传播，并且一度影响了群众对信息的正确判断，很容易出现群众情绪失控以及网络舆情事件。

《自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材料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新科技在媒体和受众之间开辟了一条彼此了解的通道，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媒体领域的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对用户信息的整理、挖掘和分析显得至关重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处理手段，在增强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经常浏览的页面、停留时长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化加工、定制服务，并实施及时有效的精准推送，让“你关注的就是头条”从理想状态变成现实可能。在这里，媒体做到了新闻产品的适销对路，受众实现了各取所需，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传播力的影响要素及其建构路径》

材料三：

媒体是否位居主流，最终要靠传播效果来检验。全媒体时代，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但酿不出“好酒”，也难以留住受众。在我们开疆拓土构建的新媒体渠道上，必须不断增强主流价值的内容供给，不断提供充满正能量的优质产能，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把握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舆论引导和认同构建，实现与受众的有效连接，推动舆论场形成“以主流引领百舸争流”的局面。

《主流媒体如何巩固主流地位》

材料四：

讲真话产生公信力，报道热点产生影响力。这些最基本、最基础的传播规律，在纸媒时代如此，在新媒体时代同样有效。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尊重传播规律、宣传规律方面，即使在过去纸媒时代，也做得并不够好。远离热点、回避矛盾，枯燥乏味、千篇一律，是多年来我们始终在检讨、却时好时坏从未根治的一些现象。在渠道垄断的纸媒时代，读者别无他选，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却没有过于显现，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影响到了纸媒的生死存亡。

因此，主流媒体要增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不回避、不躲闪，讲真话。受众是从平时的点点滴滴中，感受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只有在日常的报道中，始终关注社会热点，始终满足读者需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时刻才能产生真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乃至凝聚力和鼓动力。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社会热点问题上、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采取文过饰非的方式，而又寄希望于在重大事件、关键节点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是难以取得满意效果的。

《以优质内容参与传播竞争》

日前，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共同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亮点纷呈，直抵人心。无论规定之细还是针对性之强，乃至措施之实，都可圈可点。“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不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其结果就会让新《规定》沦为银样镴枪头，看起来煞有介事，实则不中用、不实用。

校园食品安全之所以时有发生，一大原因就是监督失灵，该监管的不监管， ① 。纵观新《规定》，在监管方面至少有三个新的特点：一是强化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二是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学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三是重视学校食品安全的社会共管共治。从一定程度上说，家长最关心孩子健康，最有动力行使监督权。如果家长也能参与食品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并拥有尺寸之柄，准确掌握食品进货、供餐单位等信息，那么校园食品安全就会多一重保障。一言以蔽之， ② ，多一些监管才会少一些隐患，校园食品安全的重锤须“砸”进监管者的心里。

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读《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学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毛诗故训传》对诗中提及的动植物加以注解，这为人们理解《诗经》及产生它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路径。受前贤著述启发，三国吴人陆玑撰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仅提拈出《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还附述其样貌、形态、功用和生长环境，有时更综合对比不同地域的不同称呼以丰富人们对该物之认知。比如《秦风・蒹葭》中第一句“蒹葭苍苍”，陆疏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之令牛肥强。青、徐州人谓之蒹，兖州、辽东通语也。葭，一名芦菼，一名薍，薍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锐而细，扬州人谓之马尾，以今语验之，则芦薍别草也。”明人毛晋据陆疏所作《毛诗陆疏广要》，其中辨蒹、葭之别，并录别名十五种。如此详细的分辨考证，既存注疏者本人的见闻，也有他们思考判断（“验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类路径的解析之下，《诗经》成了一种“博物志”。很显然，熟读《诗经》者更易成为博识之人，但绝非仅仅识于“物”而已，先秦以至后世的贵族，还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因识于“事”而做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就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的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可见，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摘编自谷卿《〈诗经〉里的物、事、情、理》）

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书学，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书学也是如此。关于智识方面的学，主要是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即过去通称的“四都之学”，也有有关文字的学问，即小学，小学又分为：文字，音韵和训话，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小学，小学又融含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

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用古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话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常用“天真烂漫”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到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调疏，字法散乱。包世臣所说的“烂漫凋疏”，尽管谈的是笔法和墨法问题，本质却是书法美的问题，如果不用国学方法对“烂漫凋疏”进行训话学的辨析，就可能发生根本性误判，导致对书法美产生根本性误读。所以，研究书法美，必须立足于本土美学，必须用国学方法来研究。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美感体验，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琭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担夫争道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有些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学习和研究书法，更离不开人生体悟，没有这种精神，是万万写不好书法的。

所以，书学虽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摘编自来中原《国学与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