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群的红叶

柯灵

该有两个多月了，那时霜华初降，梧桐还未落净。一个孩子到我房里，手里握着一束红叶，临走时送了我两片，还告诉我这是从龙山上师范学校的后园里采来的。

我欣然，把红叶托在手心，细细地鉴赏。这是一种枫类植物。叶子像玲珑的手掌，分成七瓣，纤细的叶茎，匀称的脉络，叶缘有整齐的锯齿，精致得像最细致的工笔画。颜色似殷似赭，红得惹人怜爱。我把玩许久，珍重地放在书桌上的白瓷小盘里，聊当案头清供。

过不了几天，红叶褪了色，不经意地萎谢了。我怅然，这么美的东西，不想生命这样短促，真的是“世间好物不坚牢，琉璃易破彩云散”。我若有所失，心里虚飘飘地没有着落。于是我爬上龙山，跑到师范学校后园。园在半山，视野宽旷，园里百卉零落，秋意沁人。在山坡高处，找到了那棵红树，只见它独立擎天，满树离离，喷朱喧赤，似要烧起漫山的野火，在满眼萧索中，特别引人注目。但树根四周，也飘落了不少叶子。我徘徊树下，流连忘返，最后拾了许多落叶回来，仔细地夹在书本里。

三天以后，我翻书检点，叶子还是枯了，失去了光泽，但不曾皱缩，比那白瓷盘里憔悴支离的一双好得多。我忽发遐想，试图以人力挽回自然，找来水彩颜料，在失色的红叶上涂抹了一层浓浓的胭脂，乍一看去，居然红艳如生，能够以假乱真了。我索性妄想巧夺天工，在玻璃窗上贴上淡青透明的绸纹纸，再把落叶参差错落地粘在纸上，构成一幅当窗迎风纷披的幻境。我怡然，坐在窗前，不觉一时莞尔自得。

从此窗上的红叶，成了我朝夕相亲的伴侣。每天清晨，醒来撩开帐子，只见晨光熹微，这些红叶的剪影，就会投入我惺忪的双眼，向我道早安。有时深夜凄清，从外面奔波回来，满屋静悄无声，却有那晕黄的灯光，把红叶的素影投射窗外，似对我含笑相迎，我亲切地进了屋，如倦鸟归林，打叠起浮浪的心情，怡然上床寻梦。

而今风雪连天，早到了凛冽的严冬。有一天黄昏，我兀坐窗前，面对伴我岑寂的红叶，忽然想起那后园的红树，便信步走去，作即兴的拜访。谁知那如火如荼、盛极一时的树冠，已经凋零殆尽，只剩得空枝灌濯，横斜地对着沉闷的寒空。树根四周，都是萎黄的枯草，落叶已片影无存。只是近处有一堆雪白的寒灰，其中留着残红点点，是些未烬的碎叶。想是园丁把落叶扫到一处，点把火烧了，好待来年化作春泥，给那峥嵘的老红树添点肥料。

回到屋里，依然在窗前兀坐，对着窗上的红叶，我怅然。如果红叶有知，听到同伴的消息，想到自己的遭遇，它们对我是抱怨，还是感激?它们既从土里来，自应回到土里去，它们偶然的失群，装饰了我这陋室的小窗，该是它们的不幸，至少是委屈。——我终于感到歉然。

凯恩斯的手

董 桥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哲学家罗素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子里碰到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急着赶到伦敦英国财政部去，不能跟他多谈。凯恩斯希望借到一部摩托车赶到伦敦去。罗素说，剑桥不是有火车开到伦敦去吗？“赶不及了！”凯恩斯掉头跑去找住在附近的一位亲戚。那位亲戚不但有一部摩托车，还答应马上载他到伦敦去。摩托车开得很快，这位在剑桥教经济学的教授、主编经济杂志的经济学家不久就到了财政部了。

过不了几天，战火就蔓延开来。财政部长看到凯恩斯呈上去的那份备忘录之后说：“凯恩斯是什么人？”旁边的人告诉他，凯恩斯在剑桥教书，懂得不少经济学。部长说：“为什么要找外人来出主意？”可是财政部长还是细读了那份备忘录，并且吸收了其中不少养分。“大部分的钱应该拔出去支付工资，不然工人要失业。”凯恩斯当时给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套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已经在慢慢建立起来了。英国参战的两三天后，凯恩斯和罗素等几位反战的朋友见面聊天，凯恩斯说：“银行太胆小了，毫无主张，毫无领导魄力。”凯恩斯后来终于正式给延揽到财政部去。

财政部的工作比教书、编杂志繁重，凯恩斯只好趁周末到娃妮莎的庄园去调剂一下身心。他通常是星期五晚上到，手上提着一大包财政部文件上楼，一直关在房间里到隔天大家吃中饭才下楼。这个时候，他房里的字纸篓早就堆满一大堆他处理过的文件。伦敦郊区午后的阳光分外明媚，凯恩斯最喜欢跑出去清除门前小路上的杂草。他不像别人那样铲草不除根：他总是跪在一小块草席上，用一把小折刀根除草坪中每一叶莠草。这种做法当然很费时间；可是，凯恩斯每一次来都在做，不久，砂砾小路果然变得又干净又悦目了。

他是一个最会把理论化为实践的人。砂砾小路应该长满杂草是他的理论；用小折刀根除每一叶莠草是实践。没有杂草的小路的确比长满杂草的小路像样。当时有一位政府高官说：“凯恩斯是艺术家，加几分天才。”艺术家的心要细，天才的眼睛要敏锐。凯恩斯还有一双“柔滑的手，手指修长灵巧”，而且一辈子最喜欢注意人家的手。因此，一九一九年年初，凯恩斯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到巴黎出席和平会议，给了他一个机会在谈判桌上仔细观察那些政要的手指。法国总理克莱门梭好像早就知道这一点，故意戴上黑色皮手套，凯恩斯只得转而观察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手。总统的手“相当干练，相当有力”。几年后，凯恩斯到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认为罗斯福的手“也相当稳健，但不聪明，没有手段”；他还注意到总统的指甲“又短又圆，十足生意人的手指”。

出去当谈判代表的人最好都有一双生意人的手；凯恩斯的手跟罗素、跟史特拉齐的手一样“修长灵巧”﹣﹣是剑桥的手。他又很喜欢把手藏到另一只手的衣袖里去，教人想到剑桥人潜意识里出世而不是入世的精神。剑桥那些反战朋友当然不赞成他到财政部做事；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大体上是对的，只是他们看不见当时的政治暗流，不知道政府的用意。凯恩斯既看见也知道：可是朋友们谈得很激烈的时候，他根本不能大声阻止他们说：“事情并不是这样。事实是……”因为事实是保密的。他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自己生存的社会负责。社会处在紧急关头之际，每个人都有义务做点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只是他的做法永远是温和的、讲理的。到了后来他看到和平会议拟出来的条约违反他的脾性、凌辱他坚信的恕道、伤害他的专业知识的时候，他客客气气呈上辞职信，回到宁静的剑桥去，回到书房去，带着同样真诚的心愿用他的手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点没有后悔1914年在剑桥找摩托车赶到财政部去的那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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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是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