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载体，经学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从文史哲角度研究经学，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道咸以后，清朝社会政治系统已开始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未真正得到遵守。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不只是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梁漱溟等已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极有争议，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入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显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因古礼的原则在汉代以后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清理，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一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还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雪夜

吴秋山

孤馆的灯是青的，

窗外，垂下雪的珠帘。

炉火伸出了蛇舌，

舐着室中的冷味。

又是残夜梦回，

枕畔的书瘦损了。

远处掷来一片狗吠，

击破沉寂的夜网。

卖馄饨的夫妻

张子影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那时我上小学，我们家附近的一条小街道上，紧挨着路口的道边儿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送我上学的路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一根滚动的大个棒骨和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就开始配料：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儿切得整齐的姜丝，一片西红柿，撒上一小撮儿细盐、味精，淋上几滴芝麻香油，撮上十几粒小葱碎，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立刻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满满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就会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

女人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请。

一个碗里有九只馄饨，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上下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儿驼，是出生时就有的；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只到男人的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操作，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面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去菜市场采购，女人则留在家里和面，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五点半后，他们的摊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一条街以及附近隔着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都愿意弯到这里来，吃一碗他们热乎乎香喷喷的馄饨，再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假或者暑假期间，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大人们都上班去了，孩子们没有人带。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着孩子们玩。半上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九只馄饨上下起伏。女人会吹了又吹，待凉到不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上午大约十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就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座城市。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卖馄饨，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齐的漂亮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结婚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父亲母亲到车站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吃那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时，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你走吧。

随后，男人出了院，虽然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但还是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过马路也只能慢慢地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情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意外地，我又看见了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碗热乎乎的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儿哑，女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色的头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九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儿都没有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了高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个大广告牌，临街的路口，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吃不到他们的馄饨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关了门，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好像更弯了，女人用胳膊挽着他。他们的头发也全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有删改）

信一口井

明嘉靖十三年，被流放云南，“永远充军烟瘴”的大诗人杨慎来到建水拜访他的朋友，西南边陲的建水城令他大吃一惊并留下了数篇文字。令我惊讶的是，杨慎诗里描写的建水，并未隔世，我几乎以为，杨慎才搁笔走了不久。杨慎笔下的这个建水城大体上还在着，“少年社火燃灯寺”，燃灯寺还在，依然在响着木鱼。寺院门口的那口井依然清冽，杨慎如果在燃灯寺喝过寺僧沏的茶，茶水应当就是这口井里的水。

如今建水县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送水的马车。马车上绑着一只铁桶，里面装着井水。马车驶进小巷，将井水送给各家各户。在自来水已经普及的今天，城市里还有送井水的人，除了建水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是一份古老的工作，我三十年前到建水的时候，就见过这些送水的马车。现在，马车已经被汽车包围了，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汽车中间，没有被取缔，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送水的人骑在桶上，吆喝着湿淋淋的马车跑过建水城，就像童话里的人物。马车一到，接水的人们心怀喜悦，开门出来，提着一桶芳香四溢的清水回家去。井水渗入人们的生活习惯中，没有这桶水，一天的生活便无法开始。

马车送来的水，取自水板井。建水民谣说：“先圈大板井，后建建水城。”如果没有这口井，建水城不会建在此，文明不会兴起。至今，大板井的水依然清冽甘醇，一位前生产队的老会计守护着它，老伯已经70多岁了，终日坐在井后面的小庙里，他后面是供着龙王的神龛。水井对于建水人来说，不仅仅是水源，而且是来自大地的保护神，每一口水井都具有神的地位。许多井的旁边，都盖着庙，里面供奉着龙王、水神，终年香火不绝。

建水立城以来，一直靠井水滋养。喝井水的人，已经死去无数，运送井水的人，也死去无数。但新一代的送水人仍通过送水而生活，这是一种故乡经验。井水是一种“信”，这不仅是源于生活习惯的依赖，更是祖传的“信”，每个建水人都收到过这个“信”。井水令一代一代建水人信任大地，安居乐业。生生之谓易，送水人不会怀疑，跟着祖先送水就行了。这一眼，令他成了一个保守派。破旧立新、怀疑旧物是这个时代的风气，改天换地，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大地，不再道法自然了。送水的人必须守旧，大地之水是旧的，从来没有进步过一滴。这个时代的目标是“先富起来”，送水的人像井一样，天然地自甘落伍。送水只能维持温饱，年复一年地送水，做这个活计更得不为所动。但是，只要水在，他就不会失业，也不必担心成本。人们信任他，只要他的马车一到，各家各户就提着桶走出来，仿佛他是一个大地派来施水的使者。井水维系着这座小城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建水的送水人诚实地信任着祖传的井，就像祖先们信任大地之水、开始之水。他通过日复一日运送这口唯一的井里的水，立其诚。送水的人像写诗一样，送的是大地的现成，大块假我以文章。这个工作微不足道，没有技术含量，有力气就能干。但是，必须有人干，不能须臾或缺。他的职业精神，就是每一次送水都要恭恭敬敬的，忠实于一口井。看建水人如何取水，送水人站在马车上，用瓢将桶中的水慢慢舀出，车旁的人双手捧着盆，捧至眼前，瓢里的水跃入盆中，如天地孕育出的精灵。送水人与取水人不说话，但凭借青色的一缕完成了最神秘的交流。偶尔，水沾湿额头，有一点凉，这是确定无疑的，大地之凉。

说实话，大板井的水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没有多少区别，如果用技术检测的话，成分也不会有多大差异。但这是一种“信”，这种“信”非常古老，这是对起源、开始的“信”。人们迷信的是这个开始，通过对开始之水的迷信，人们永远记着祖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定居。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迷信。科学只看到水的分子构成：水（H2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无毒。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科学不知道这种“信”来自时间、经验、细节。井是文明照亮的，水不是一般的水；水中有“信”，是人们对于祖先和神灵的一种态度，水井唤起的是感激和敬畏。大板井的旁边不仅有龙王庙，还有无数的传说、诗歌，无数来自祖母们的自生自灭的箴言……没有人会为自来水公司建一座庙，虽然它的有无也生死攸关。人们喝水管里的水只是因为契约、抵押、担保、制度，所以不会对一个水表、一份供水合同恭恭敬敬。人们提心吊胆，担心着毁约。大地不会毁约，大地就是诚实。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是“信”，不是契约。

黎明，马蹄嗒嗒响起，送水的人来了，这是一个喜讯。有部电影叫作《都灵之马》。大风，灰沙弥漫，疯狂之马，最后几颗土豆，一群吉普赛人在荒野中找到一口干了的井。在整个世界上，井越来越少，一口接一口地少下去，现在，井就像诗一样卑贱而金贵。许多井已经不被信任，封了填了。有一次我在苏轼老家的井边跪下去，像信任他的诗那样信任着，捧起一口来喝掉，旁边的导游大喊：“喝不得！”他不信了。大地藏着毒药，不再信任井，这是一种新的觉，人类从来没有如此觉过，耶稣、佛陀、庄子、老子等的觉都是：井是好的，井就是诚实，可以信任、依靠。井藏着毒药，这种可怕的想法已经萌生。黑暗是什么？是送水的人不再来了。建水城可以信任，看啊，送水的马车来了！

马车从我身边经过，我坐在燃灯寺前，像五百年前的杨慎一样，端起茶碗，品着井水，品着“信”的滋味。

（选自于坚《建水记》，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