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青花瓷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宣德青花瓷器，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著名于世，被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的典范。

宣德青花烧造数量上也是空前的，据《大明会典》记载，宣德八年(1433)，朝廷一次就下达了要景德镇烧造龙凤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的任务，其中青花占大多数，由此可见其烧造规模、数量之大。产品不仅供宫廷之需，而且也作为商品大量行销海外，以及对国外入贡者的答赠，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当时宣德皇帝和皇后对艺术品具有浓厚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手工艺术方面的发展，除了瓷器外，宣德朝的铜器、雕漆及织绣等，俱也成就辉煌。

宣德青花造型多种多样，常见的有：盘、碗、瓶、罐、花盆、壶、洗、钵、盒、三足炉、八方烛台等。受当时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许多造型模仿西亚地区的金银器和陶器，如花浇、鱼篓樽、盘座、折沿盆等。整体风格是雄伟浑厚，庄重古朴。大件器皿增多，均为分段粘接而成，胎体厚，制作非常工整，比例协调，没有变形现象。小件器物造型精致细巧，厚薄适度，具有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采。

青花用料有进口、国产两种，往往是根据纹饰的不同而决定使用哪种钴料描绘哪个部位的纹饰。从宫中传世品来看，以进口料描绘为主。这种进口青料来自波斯，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与国产料不同的是，其含铁量特别高，含锰量低，所以呈深沉浓艳色调，有着自然晕散的艺术效果，料色熔融在釉中，出现银黑色结晶斑点，在一定光线下有锡光色，而且呈三角形结晶，用手抚摸釉面凹凸不平。用这种青料描绘的纹饰具有中国画的水墨韵味，被视为无法模仿的特色。

宣德青花纹饰上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改变了元代青花层次繁密的布局风格及粗犷的画法，装饰上渐趋疏朗，规矩中富于变化。注重从自然界选取素材。植物纹有：缠枝莲、番莲、束莲、枇杷纹、牡丹花、菊花、栀子花、百合、灵芝、牵牛花、石榴、荔枝、海棠花、山茶花、宝相花、射干花、松竹梅、葡萄、瓜果、桃、西瓜等。最常见的是以茶花、菊花、牡丹、莲花组合描绘在一起。动物纹有：龙(团龙、海水龙、龙穿莲、龙穿花)、凤、鱼、麻雀、海兽、狮子等。人物纹有：仕女、吹箫引凤、婴戏图等。海水纹在宣德青花中大量出现，也最为擅长，多是用作辅助纹饰，采用写实手法描绘，海水起伏翻腾，汹涌澎湃，有气势。另外梵文、藏文也开始出现于青花瓷器上。综观宣德青花纹饰，其取材范围广泛，绘画讲究气势壮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宣德青花款识曾有满器身的说法，根据器物造型的不同在口沿、耳、颈、碗心、足底、腹部均有书写。主要以足内中心的青花双圈六字楷书书款“大明宣德年制”居多。模仿晋唐小楷的笔法，笔画精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已故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总结宣德款识，作有歌诀：“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竖花四双单圈，晋唐小楷最出群。”当时写篆书款极少。双圈往往有深浅，字体清晰，六字有的大小不一，起落笔处呈尖状，“大”字多撇短捺长，“德”字“心”上无一横，此为宣德年款的鉴定要点。

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智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全面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是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虽为战国后期的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但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