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所出现的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后继无人、高质量材料不能正常使用、维修保护过程中记录与研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故宫博物院创新古建筑保护机制，以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等作为示范项目，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对文物现状及维修保护进行全过程科学记录，冲破古建筑工程招投标制度的制约，探索工匠招募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才培养，建立起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保护传承队伍，为古建筑维修保护提供了经典案例，为文化遗产保护探索了可行之路。

（摘编自单霁翔《留住传统建筑的精髓》）

材料二：

4月15日傍晚，位于法国首都的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造成巴黎圣母院塔尖倒塌，建筑损毁严重。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讯。我国是文物大国，与西方建筑以石结构为主不同，我国古代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留下的木质结构文物不胜枚举，毁于火灾的文物不在少数，近年来，就有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遇真宫主殿、云南香格里拉独宗克古城遭大火荼毒。

权威统计显示，2009年至2014年年初，全国文物古建筑发生火灾1300余起，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火灾居首位，占总数近40%，电气原因占总数20%，其他原因依次为放火、玩火、吸烟、雷击。这组数据，让人悲哀，也说明我们在防火上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在唏嘘中吸取教训，在喟叹中反求诸己，把我们的古建筑保护得更好，绝不蹈其覆辙，这应是我们的底线责任。

（摘编自王石川《巴黎圣母院火灾为重点文物保护再次敲响警钟》，《光明日报》2019年4月18日）

材料三：

古建筑的维修，根据其残损程度和工程性质，一般分为5种类型：

（1）经常性保养维护工程。古建筑需进行经常性保养与维护，包括屋顶勾抹、局部补漏、梁柱和墙壁等支顶加固、庭院清理整顿、室内外排水等小型工程。

（2）抢险加固工程。古建筑的某些部分在发生了危及文物安全险情时要进行抢救，如支顶、牵拉、堵挡、加固等应急工程。

（3）重点修缮工程。古建筑进行较全面和较大规模的修缮，必须事先做好调查研究，在充分掌握科学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4）局部复原工程。是指对存有遗址而地面建筑残缺不全或已损毁部分的古建筑进行局部复原。

（5）保护性建筑与构筑物工程。为了保护不可移动文物而附加的排水防洪堤坝、防雨房、消防站等安全设施，应与文物本身及环境风貌相协调。

（摘编自秦半两《古建筑施工修缮常见的五种类型与方法》）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1 6版作者：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