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

“霸王别姬”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如果我们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虚假报道，可能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荒谬绝伦。其实就从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只要不带偏见地仔细寻觅，我们就完全可以把事情的真相还原出来。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四个与霸王别姬有关的场景：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项羽突围、乌江自刎。在场景一和场景二中，项羽身在楚军垓下大营，虽说“兵少”，但也只是相对汉军的重兵而言。《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垓下之战时“项羽之卒可十万”，虽然经过此前与汉军的拼死搏杀会有所损失，但到被围时为止，汉军还没有对楚军构成歼灭性打击，因此守卫在垓下大营的楚军至少还有数万，否则汉军也不用唱什么楚歌了，大军直接一拥而上灭了项羽即可。而且后来知道项羽率800余骑出逃后，汉军只派了5000骑去追，若不是垓下大营中还有大量楚军英勇奋战，刘邦是不会如此不把项羽放在心上，让五六十万大军在营中睡大觉的。  

然而，到了场景三和场景四，项羽“直夜溃围南出”时，身边却只带了“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那么其他在垓下大营的几万楚军到哪里去了呢?只有一个解释——他们被项羽抛弃了。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整场垓下战役中，汉军“斩首八万”。考虑到楚军一共也就是10万人，可以说基本上全军覆没，除了个别侥幸逃走和数千至万余人被俘之外，其他都血洒疆场了。垓下一战中，10万楚军竟然死了8万，而又没有任何刘邦杀俘的记载，足见楚军战斗之英勇顽强。 

与英勇的楚军官兵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表现得如此怯懦的项羽。要知道，在垓下大营中的项羽还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手下还有数万精锐之师，江东还有广阔的天地，汉军的围困看起来也不太严密（否则不会直到天亮才发现项羽突围），他是完全可以率军突围，再谋求卷土重来的。曾经一度英勇无敌的项羽为什么在垓下表现得如此不堪，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项羽一生纵横疆场，从来没有过经受挫败的经验。然而，在垓下他平生第一次兵败被围，这对他肯定会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四面楚歌和与虞姬离别的刺激，当众“大惊”和“泣”的项羽很可能已经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否则作为一个三军主帅，他是绝不应当当众有这样的行为的），一曲《垓下歌》充分反映出了他绝望的内心世界。一向偏爱感情用事的西楚霸王，终于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勇气，做出了弃军而逃的决定。项羽最终“不肯过江东”的决定，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弃军而逃的这一行径而言。

分析到这里，霸王别姬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简而言之，就是一场项羽在战事不利的压力下，在汉军心理攻势面前，精神崩溃，弃军而逃，最终自刎谢罪的丑剧。然而，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之下，通过突出局部（别姬、突围、自刎）、无视整体（弃军而逃的性质、剩余楚军的命运）的方式，竟把一场丑剧装裱成了一曲壮丽的英雄史诗，造成了这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懦夫成了英雄，真正的英雄却被遗忘，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地下有知，情何以堪啊!

（摘自《新华文摘》2011年第2期，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书法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它是由中国方块文字生发出来，凭借视觉语言，通过线条技巧、字体样式、章法布局和风格特征来抒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它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自由精神的终极追求。

传说在黄帝时代仓颉创造了文字。从字体的演变发展来看，中国文字大体经历了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春秋战国时期金石竹帛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至今的楷书等六个阶段。从字体的审美角度来看，汉字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篆、隶、楷书，它们结构均衡内敛，如雄兵列阵，壁垒森严，具有静态美；另一类是行、草书，它们结构欹斜飘展，如花飞花发，云卷云舒，具有动感美。正如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指出的：“书凡两种：篆、隶、楷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正是汉字深奥玄妙、变化多端的形态，扩展了我们对书法艺术摹写和创作的审美维度，由此产生了中国历代的书法大家。汉字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创作已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常态，出现了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群体。历经唐宋元明清时期，欧阳询、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邓石如等众多书家群星灿烂，他们留下的作品也成为后世临摹和借鉴的典范。

正如古希腊艺术遵循“黄金分割”一样，汉字也有其独特的造型规律和结构组织。故而在书法的表现上，历代书家都注重字的形体结构，遵循一定的法则。所谓“点画调匀，上下均平”“左缩右伸，画短直长”就是对书法形体构造很好的概括与归纳。当然，书法单纯地追求稳妥、均衡和秩序，易导致法度森严，压抑人的情感，束缚人的创造。因此，精神上的审美追求构成了书法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自书法艺术产生以来，历代书家都强调书法创作是情感的抒写过程，是对自然理想化的摹写。他们在书法临摹与创作过程中，注重心灵的感受和精神的追求。据《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仰天”与“俯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代书家的文化性格特征，甚至直接被用来作为书法审美的基本原则。从汉唐时期开始，书法又始终围绕着“载道”这个轴心。《说文解字》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这是中国文字独有的精神审美所在。

中国古代书家在创作中灌注了精神上的寄托，企图以此获得心灵上的自在。他们在作品中追逐书法个性的张扬，试图达到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境界。如钟繇的《宣示表》结体自然，沉雄浑厚；陆机的《平复帖》古朴秀美，潇洒随意；王羲之的《圣教序》风流高华，俊逸清新；米芾的《蜀素帖》不激不励，雍容大雅；王铎的《草书诗卷》恣肆奇崛，参差错落……所有这些伟大作品，无不以意蕴深醇、风规自远感染并浸润着我们。

（取材于罗中玺的《书法的审美意识与评判标准》）

材料二

当代书法是从传统文化的“断层”“决裂”中走过来的。传统士阶层的消亡，社会文化土壤的改变，促使书法与其实用性逐渐剥离，使其艺术性更显纯粹。20世纪以来，殷墟甲骨、武威木简、楼兰文书、敦煌经卷等丰富的书法文物的出土，改变了传统书法史的叙述，也改变了书法审美、书法品评的标准。在此背景之下，“民间书法”“艺术书法”“学者书法”“现代书法”等流派纷纷登场。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与相互影响，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古老的中国书法即使再“艺术”，也不能关起门来无视“窗外的风景”。何况，中国文化向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有吸收、融合一切外来文化的气度与能量。一些当代中国书法作品在装饰装潢等方面就汲取了西方艺术的灵感。这些既是传统的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境遇，也是书法品评标准“多元化”的表征。

虽然“多元化”是当代书法的一大特征，但书法品评也存在着共同的标准，那就是品评的“视觉化”。“视觉化”将依附于书法中的非书法因素（如创作者的道德情操、社会影响等）进一步剥离，可以说是更“本体化”了。“视觉化”特征的不断强化是基于这样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即展览成为当代书法创作与审美的主导力量，书法艺术已经从传统的书斋式进入了现代展厅式的艺术语境。在书斋语境下的书法品评，注重的是作品与作者的合一，甚至更关注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因素。例如，在领会了颜真卿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精神之后，再来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会更深入地体会到其中大气磅礴、雄浑豪迈的气势。但是在展览语境下，作品是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人的因素隐逸于作品背后。而且更多时候观者与作者是分离的、陌生的，观者只对作品品评，可以说是针对作品的纯形式品评。尤其在竞赛性展览中，品评是通过作品而认识人的。

“视觉化”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书法作品欣赏方式的变化。传统书斋式的书法欣赏与品评大多是文人间的展玩、交流，对其展玩的过程更感兴趣，书法作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媒介。例如，古人欣赏手卷的方式是从右往左看，如同我们阅读古书一般。观看时每次从圆形木轴那侧展开，看过的部分暂时先松散地卷在手卷的木条周围，欣赏时每次展开约一臂的长度。在欣赏完之后，观者需要从后往前、一段一段地将手卷再卷回去。当然他完全可以只是迅速而机械地回卷一遍，但有些鉴赏家更喜欢在回卷的过程中从左到右反向欣赏一遍，且不时地停下来回顾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细节。现代展厅语境下的书法品评则是“看图式”的，观众对作品一览无遗，并没有机会亲自展开作品慢慢欣赏。当代书法品评与展览关系紧密，学书之人莫不口言展览。展览的兴起，评选机制的逐步完善，更加突出了品评书法以作品说话的特征。

总之，当代书法品评标准的“多元化”与“视觉化”推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近年来在重要书法展评中，多次强调了对貌似个性张扬实则书写技能低劣的“丑书”的批判；利用高科技手段丰富了书法作品欣赏的方式；增加了现场面试作者的要求，重新强调了对作品背后人的因素的重视……可以说，传统书法品评正在做当代的回归。

（取材于梁文斌的《书法品评的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