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13岁游学欧美和日本，先卒业于哈佛大学，又研习于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等。“求学时应该在乎知识而不该在乎文凭。”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根据自己想学的课程，知道哪所学校可以学习，便前往学习钻研，学成后又到另一所学校，留学16年，竟然未取一张文凭，也无学位，但学问之深，一时无人可及。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为专研高深学术之机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对导师要求非常高。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为国学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有点生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陈遂被破格录用，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之广非常惊人，在宗教、史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以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闻名世界。他的课不单是学生来听，清华的许多教授都来听，他的好友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朱自清等也都来听，因此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有创新，以期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又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要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陈寅恪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呢?从他早年的留学笔记中可窥见一斑。他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在整理他留学德国期间的学习笔记时，发现他的笔记竟有64本之多。这还不是全部，许多笔记包括文稿都在“文革”中因抄家而遗失了。这些笔记内容之复杂，难以形容，可分为二十一类，其中仅文字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以示讽刺。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一生历经忧患，遭遇世变、家变和个人病变。他先是眼盲，晚年又膑足，在“文革”中备受摧残打击。但即使这样，他晚年还完成了9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在没有资料又不能涉猎其他领域的研究时，一个失明老人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写出这样的长篇巨制，真是让人惊叹。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所著的讲述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所轻蔑，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的精神。书稿完成于1964年，当时陈寅恪已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毫无疑问，陈寅恪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选自《国学》，有删改)

宫白羽：“无聊文字”成就武侠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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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白羽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一代宗师”“中国大仲马”，他以《十二金钱镖》《联镖记》等作品，纵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武侠文坛，“武林”一词，就是由他首创。

宫白羽年少时就迷恋上评话、公案和侠义小说，每读到精彩处，总是忍不住手且舞之，足且蹈之，甚至有时候还有模有样地自己动手写些故事。15岁时便开始给北京各报刊投一些评点时事的稿件。有一次作文课，他写了一篇《述志》，字里行间已流露出日后要著书之志。1918年，宫白羽考入高等师范学校，不想命运多舛，其父不久便撒手西去，宫家自此开始败落。宫白羽被迫辍学，到邮局做了一名分拣员，靠着微薄薪酬养家糊口。酷爱文学的宫白羽立志要做一名新文艺家。

1921年，宫白羽偶然知道了当时的名作家周作人的家庭地址，他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一周后，宫白羽竟然收到了回信，但署名不是周作人，而是周树人。宫白羽并不知道周树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鲁迅，捧着这封充满真诚的信，他既感动又惊喜。初出茅庐的年轻后生，开始了和一代文学大师的联系，也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此后，鲁迅又和宫白羽通了几次信，有了鲁迅的指点，宫白羽进军新文学的决心更强了。宫白羽决定辞去工作，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坛。

宫白羽的文坛生涯走得极不顺利，先是卖文为生，于1926年到北京《国民晚报》做编辑，不久该报停刊。他便去做校对，没干多久又干不下去了。宫白羽只身来到天津，在《商报》做文书，后来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校对和编辑，都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正当宫白羽生计无着落之时，天津的一家出版社给出高额稿酬邀他写武侠小说。当时沦陷区里的武侠小说成了老百姓寻找安慰打发时光的东西，很受欢迎。迫于生计的宫白羽无奈地收起了自己的纯文学梦，拿起了写武侠这种“无聊文字”的笔。

深受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影响的宫白羽，虽然写的是武侠小说，但他仍严格遵循着鲁迅对自己的教诲，将武侠故事融入平常人的生活当中，因而比起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他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宫白羽和别人合写了《十二金钱镖》的上半部后，又独立完成了下半部。作品一经发表，立马引起关注，成群结队的读者每日排队买报纸看他的连载，他一鼓作气，写出了一系列和《十二金钱镖》相关联的作品，组成了“钱镖四部稿”。几年时间，宫白羽便出版了十几部畅销作品，一下子闻名全国。20世纪50年代初，宫白羽又应邀为香港《大公报》写《绿林豪侠传》，而当时的副刊编辑便是日后的武侠名家梁羽生，正是受到宫白羽作品的影响，梁羽生也开始写起了武侠小说。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不但人物形象生动深刻，语言洒脱顺畅，其思想内容亦丰富深远，被时人誉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之一。

虽然因武侠小说名就功成，但宫白羽却始终对自己创作武侠心中抱愧，深感辜负了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殷切期望，他说：“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的文字。”在武侠小说的盛名之外，宫白羽一直在潜心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也才算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当初对自己的教诲。宫白羽的知识面很广，中国典籍，西方名著，他无不通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成就，他于1961年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到了晚年，宫白羽更是无意名利，一心投入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当中。当时的年轻学者慕名去拜访他，原以为这位武侠小说宗师如香港报纸上所写的那样，家有演武堂，整日宾朋满座。一到“宫宅”，但见一代风云人物，只是蜗居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斗室里，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一张老旧的小炕桌放在床上，是宫白羽写字吃饭的唯一用具。

暮年清贫，宫白羽却不愿提及自己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的名头，他只想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方面有些成就。1966年，67岁的宫白羽于天津去世。一代武侠宗师，走完了传奇的人生。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